山西外国文言学校漫谈 之二
王稚纯
卫中，是一位德国人，我国的翻译界习惯把他的名字译为“卫西琴”。
因为他非常仰慕中国文化，他约在1914年时一人来到了中国，并为自己起了这个中国人的名字，有捍卫中国文化之意。
卫中先生在德国一所大学获得音乐博士后，却一心向往着东方文化，于是，在而立之年便孤身一人一直朝着地球的东方坚定地走去。他到了印度、到了日本。民国初年最后来到了中国。潜心考察，发议宏论，经我国近代教育家、翻译家严复（几道）先生翻译后，推荐给梁启超先生创办的《庸言》上，以《中国教育议》为题发表，引起文化教育界的关注，遂被延聘到早年由袁世凯创办位在保定的直隶高等师范学校担任音乐教员。
1919年10月，全国23个省的教育会代表莅临山西太原，在这里召开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这是晋省教育界一次空前的盛会。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来了，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来了，卫中先生带着他的保定师范学校音乐系的学生也来了，并在会期为参会者进行了音乐演奏，受到了参会者的一致好评。
卫中先生还被邀请到省府作演讲，孰料演讲内容，非常符合阎锡山的教育理念。会后，阎锡山便请卫中先生留在他自任校长、刚刚创建一个月的山西外国文言学校，担任教务长，管理学校的各项事务。
卫中先生是在1920年春季正式走马上任的。他对接办这所学校，充满着信心。为能招聘到优秀的师资，他甚至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亲笔写信求助，请蔡元培帮他推荐一名教法语的教师。得蔡校长大力支持，蔡校长在北大校刊上发一启事为其招聘。有蔡校长面子，北大一法文教员陈先生果真冒着风沙严寒，从京师跑到山西太原，来到卫中先生处应聘报道了。由此小事，可见卫中先生为办好这所学校的良苦用心了。
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誉称的梁漱溟先生曾著文这样描述卫中先生“是冬游晋,得参观先生所主办之外国文言学校。则其间所有,举不同俗,一事一物,靡不资人省味……而窃见先生精神措注于百余学生之身,无微不至,直有欲呕出心肝之慨,尤不能不使人起恭起敬,倾心折服。学生百数十人,一一颜色泽然,神采焕然；凡外间一般学校学生,所有憔悴之色,沉闷之气,于此绝不可见。然学生肥而先生瘠。先生之劳瘁,睹面可识,不止于瘠,直已病矣!”由此可见，卫中先生对这所学校倾注了何等大量的心血。
卫中先生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六年，在这六年里，卫中先生践行着自己的教学理念，并结合着实践，著文发表了《教育的原动力》等多篇有关教育的理论文章。
卫中先生以他特立独行的教学方法和呕心沥血的身体力行，为这所学校赢得了诸多的社会荣誉。如前所说的印度大文豪泰戈尔访问山西时，卫中先生带领山西外国文言学校学生同省城各界代表到正太火车站迎接泰戈尔，并陪同泰戈尔先行到山西外国文言学校休息后，第二天才去会见的阎锡山。再如，1925年8月17日至23日，在太原召开的全国性的教育学术团体——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会议期间，500余名代表参观了山西外国文言学校，其中便有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熊希龄、蒋梦麟、俞平伯、胡适、郑振铎、周作人、朱自清、徐志摩、柳亚子、梁漱溟等社会教育名流。以至半个多世纪后，该校学生在回忆当年那一盛况时说：“先生（卫中）以鞋袜（该校学生自制）赠与该社熊希龄先生等，隔日熊先生来校，即穿本校赠与之扁头布鞋，以示欢喜爱好”。
虽然经卫中先生的不懈努力而为这所学校赢得了诸多的社会赞誉，但这所学校还是在卫中先生主持了六年校务后，由于当时的各种复杂原因而停办解散了。卫中先生只得去了北京，与梁漱溟、熊十力等社会名流，潜心探讨哲学、教育与心理学等社会问题。其后，又辗转广东、广西、上海等地。1932年1936年还曾两次回到太原。
卫中先生曾公开谈话指斥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是世界三大疯人，并说他们会给全人类带来无穷的灾祸。因此被关押于日本监狱，长达八年之久，直至日寇战败投降始得获释。然已身心憔悴，不久辞世。
卫中先生崇尚中国文化，而犹重教育，他对中国的教育问题发表诸多宏篇巨论，并在具体的亲身办学中践行着自己的教育理念。他发表于1927年《教育杂志》上的“动的教育在中国第一次的试验”一文，即是在离开山西外国文言学校不久之后，到了北京总结而成的。
可惜，卫中先生这些论述中国教育的文章、讲话，只是散见于当年的各种报刊杂志，尽管在教育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当时的国内，南北军阀，不停混战。继之，日寇侵华，生灵涂炭，以至"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教育界人士也就根本无法顾及总结研究卫中先生的文章和讲话了。
梁漱溟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曾著文对卫中先生的学说进行过介绍，并给与其极高的评价与赞誉。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七十年代，梁先生依然念念不忘他的这位外国老朋友，又著“卫西琴先生传略”，他说：“世有好学深思之士倘因而引起兴趣更求卫先生原著研究之，发掘之，俾不致湮没，斯则学术界之幸也”。
所幸，当今国内学术界已对卫中先生颇有关注，尽管式微，但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