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微子第十八》09：乐坏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太师挚去了齐国，亚饭干去了楚国，三饭缭去了蔡国，四饭缺去了秦国，鼓方叔避隐于黄河之滨，播鼗武入了汉水，少师阳、击磬襄漂洋入海。

国学大师辜鸿铭先生有个观点，中国文化所形成的中国式治理——有治人无治法。实际上，西方在管理学上的发展，最后的结论也是管理最重要的要素在人，最重要的事是对于人的管理。

中国的帝王真正的任务并不是统治本身。《东周列国志》管仲和齐桓公一篇，齐桓公直接表明寡人有三疾，坦然将贪财、好色作为毛病坦露给管仲，问是否影响称霸。管仲直接告诉他——不影响。

既然统治本身不是中国帝王最根本的任务，甚至性格、品德上的小缺陷也不影响成为英明之主，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管仲的说法是：国有贤人而发现不了，发现了而不启用，启用了而不能专信。虽然说得有些极端，却也算是切中了要害。中国帝王的真正任务不是忙于细节管理，而是选拔出合适的人才。

真正伟大的帝王，先是对自己选拔出的人才所展示的良好精神、风貌予以鼓励，然后引导他们将良好精神及风貌变成全民的精神及风貌。对于中国官员来说，他们的任务除了管理，更主要的是负责培养治下之民的良好的品格和精神。

在选拔合适的人才，培养全民良好的品格和精神的过程中。一些圣贤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比如舜帝任用禹治水，使得天下生命开始安居。比如文王任用的周公，通过礼乐制度的建设，让天下有了秩序。

在对古代中国帝王统治的简单复盘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三个治理两点。一是核心文化精神的提炼与形成；二是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三是制度的建设与落实。

孔子一生，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解决春秋时期，时代抛给那一代人的问题——如何建设一个繁荣有秩序的社会？

孔子在《论语·颜渊第十二》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先生给出的这个答案，既是对社会发展的倾向性意见，也是对士、君子个体生命发展的倾向性意见。士君子要克己复礼，整个社会都要克己复礼。所谓“克己”，就是用理性的当为之心去影响和滋养本能的欲为之心，所谓“复礼”，就是恢复到礼乐文化昌明，天下秩序井然的状态。

鲁国是周公的封国，鉴于周公对于周王朝的突出贡献，鲁国被特许全面承袭周朝的礼乐规制。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礼乐制度对于天下诸侯的约束已经衰败到极点，诸侯间所崇尚的是利与力。晋国是当时武力较为强大的一个诸侯国，鲁国为了交好晋国，送出的能拿得出手的国礼便是乐队、乐师。

传言天子一天吃四顿饭，寓意有四方之物，四时之功，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太师、亚饭、三饭、四饭，就是四顿饭负责演奏的乐官。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包括周王朝本身在内算上，天下也只有鲁国才有这样的演奏规制和排场了。但到了鲁哀公时，规矩都坏了，乐也奏不起来，人心散了，队伍也散了。太师挚去了齐国，亚饭乐官干去了楚国，三饭乐官缭去了楚国，四饭乐官缺去了秦国。打鼓的方叔去了黄河之滨隐居。掌“鼗”的乐官武去了汉水。少师阳，和击磬的襄则隐居到了海岛之上。

今天，我们看这些乐官，好像寻常的很，没有什么稀奇的，实际上在当时去并非如此。一则当时真正优秀的乐官，为了隔绝外在影响和干扰，常常自决双目，都是双目失明的人来担纲。今天，我们即便是到维也纳金色音乐打听，也找不到几个这种有所牺牲的音乐家。二则当时的乐官，都有较高的、全面的文化素养。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了孔子向琴师襄学琴的过程：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简单来说，孔子学琴，同一首曲子，用十天的练习熟悉乐曲形式，又用若干天掌握技巧，弹了十天，再用若干天领会曲子已经，最后用若干天体会作者。最后，孔子居然能从乐曲中体察到创作者——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认定这个作者一定是文王，师襄这才告诉他，曲子的名字——《文王操》。孔子一没有自决双目，将弹琴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而在弹琴上并没有多大的天赋，尚且能达到这样的程度。那些自决双目的乐官是什么样的，更加的不可思议了。

重新回到中国式治理的要件上。一个治理时代或者说一种治理体系的崩塌无外乎以下三步：

一是核心文化精神的崩塌；二是制度体系的崩塌；三是相关人才的大量流失。

这段文字描述的便是鲁国的宫廷乐队，主力演奏人员各奔东西，逾河蹈海而去。礼乐制度陷入不可逆转的崩塌。和谐、秩序的文化精神一去不返。云天苍凉，斯人寥落，让人痛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