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思想史》许结

>> 五 桓谭的“丽文”“新声”

>> 桓谭是两汉之际稍后于刘歆、扬雄的古文经学家和反图谶的无神论学者。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以及其倡“通儒”的思想，求“实诚”的精神，上继扬雄，下启王充，而具殊绝的历史地位。

>> 刘师培云：“盖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缘情托兴之作也，体兼比兴，情为里而物为表；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均骋辞之作也，聚事征材，旨诡而词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类情之作也，侔色揣声，品物毕图，舍文而从质。”

>> 《汉书艺文志书后》）又云：“有写怀之赋，有骋辞之赋，有阐理之赋。……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辞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

>> 汉赋中写怀、骋辞、阐理诸风格又无不反映南北文化中的哲学主潮——儒道思想的作用。大体说，系于屈原赋后的偏重缘情托兴、抒发心志的汉代骚体赋多源于南方泽国文化，其遗弃尘寰、渺视宇宙的胸襟，任性达情、自然应化的风格，既得老庄归真之心，又取屈宋厌世之情，是以道家思想为旨趣。系于荀卿赋后的偏重指物类情、述行阐理的汉代散体大赋，又多源于北方山地文化，其修身力行、夸誉人生的胸襟，踵事增华、描摹万物的风格，既得孔门仁义之心，又取“诗无邪”之意，是以儒家思想为旨趣。而骋辞之赋，虽系于陆贾之后，实为汉赋创作风格，其纵横开合的气势，既抒儒道心志，又兼得两家理趣。

>> 汉赋艺术本身形成兼容南北文化的态势，所以其表现儒道哲学思想有时泾渭分明，有时交叉模糊。就其分明而言，汉大赋多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表现出积极入世的精神；汉骚赋多以道家思想为主体表现出隐身遁世的精神。

>> 汉大赋中既有对人生珍视的情志，亦有对宇宙渺视的气度；骚赋中既有道家遗弃尘寰、归真返朴之性，又有儒家耿介廉正、缠绵悱恻之志。当然，也有一些抒情赋、哲理赋，一篇之内，儒道杂糅难辨，但其反映儒道思想对艺术的作用仍然一致。

>> 从横向研究看，汉赋流别的形成无疑又受到社会思潮之时代性和个人情志之特异性的制约与影响。由此概观汉赋诸风格，又无不处于汉代学术与汉代文学关联之中，因而，汉赋作家“阐理”则多儒道哲理，“骋辞”亦多儒道旨趣，“写怀”尤多儒道情致。而汉赋艺术发展到两汉之际，扬雄等赋家的作品所表现的融合儒、道思想的倾向，既是汉赋艺术内在机制的一种兼综，也是汉赋与学术的一次融通。

>> 写志赋主要嗣响楚辞，代表了汉赋中以道家意识为主体的艺术观。

>> 体物赋以散体大赋为形式，以枚乘《七发》为肇端，至相如《子虚》、《上林》完成，成为汉赋正宗。其后有王褒之《洞箫》、扬雄之《羽猎》、班固之《两都》、张衡之《二京》等创作。

>> 有天人合一的规模，有征服自然的气概，有巍峨宫阙的描绘，有生灵汇聚的场面，这股艺术思潮奠定了汉赋正宗不拔之基，显示了儒家思想对汉代文学的巨大影响力

>> 综观“体物”“写志”二体，是汉赋艺术的主体构成。汉赋作家兼擅二体并能娴熟地驭驶两种艺术风格的合流时期，正是儒道互补现象突出的阶段；同样，汉赋二体并存这一艺术史实本身，又反映了两种审美观的冲突，汉赋作家于特定历史氛围独擅一体或以一体为主的二体分流现象，亦为汉代儒道互绌之特征。

>> 我以为划分五阶段较适宜，这与整个汉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基本同步。

>> 从汉初至文景之世为骚体创作期。

>> 汉武帝至元、成年间为大赋创作期。这一时期儒道思想经激烈冲突归于“独尊儒术”，道家思想作为附属被潜移于新儒体系。

>> 成、哀、平三朝以至新莽是西汉王朝衰亡期，也是汉赋艺术反思大赋，复归骚体的创作反省期。

>> 东汉光武中兴，儒家再居统治地位，以宏扬大汉声威的大赋作品蜂出，又开一时盛况；然经明、章、和三代，大赋渐随儒学衰竭而成强弩之末，以道家思想为主体的骚体赋亦得以发展，形成了汉赋二体兼综期。

>> 桓、灵以降，迨及建安，汉赋艺术在汉代政治的废墟上诞育出大批作品，其创作盛况既是回光返照，又孕育新变，似可谓变革期。

>> 汉赋与汉诗所不同的是，汉赋作家在对王朝政治持彰善瘅恶态度的同时，摆脱了汉诗隶属儒经的模式，通过接受道家审美观中非理性主义的成分，以自然之“道”为最高范畴、逻辑起点，反对雕琢精工，倡导自然“大美”，从而淡化了政治色彩，在“大象无形”与“妙机其微”中获得了自然与艺术之美。

>> 缘于观念牴牾，汉代赋家审美判断也在儒、道间徘徊。大体说，儒家审美判断偏重仁义道德，表现出维护封建礼教的情志思想，道家审美判断则偏重直观精神，表现出心通天地，物我同化的境界。

>> 儒道审美趣味的相异在汉赋作家笔下出现了两种不和谐的倾向：一是尚实用、讲理知、好人工、重现实的审美趣味；一是尚虚无、讲任性、崇自然、重幻想的审美趣味。

>> 汉光武帝刘秀统合四方豪强定都洛阳，建立了东汉王朝，完成了重振刘汉的大业，而建武五年，初起太学，修明礼乐，又开启了文化复兴的历史新篇章。自此经明、章二代迄和帝初年，系东汉盛世，亦为汉代文学思想之中兴期。

>> 儒士文化的崛起在于儒学政治的确立，这是东汉政权建立与西汉政权草创思想之殊异处。

>> 从汉光武帝置十四博士至汉章帝会议白虎观、论五经同异，则是士族豪门阀阅的家学与封建皇权的结合，这一方面因重视儒学思想钳制和潜化的作用，显出儒士的兴盛，一方面则因士族家学之“累世经学”的强化，导致了东汉中叶以后的朋党之争和东汉王朝覆亡的政治危机。

>> 神学与汉代文学艺术的关系，可追溯于巫风盛隆的楚文化和神仙传说风行的滨海方术文化，这是汉代文学中存留如伏羲神龙、女娲炼石、黄帝唐虞、奇禽异兽以及龙凤呈瑞、羽人升天类的远古神话题材，并构成天庭与人间、神灵与现实统一的重要因素。缘于顽强的远古神话传统的影响，

>> 汉代文学的征实风格因神灵仙氛的引导出现了飞动的意趣和浪漫的情思，同时也使文学承受了蒙昧虚妄观念的遮盖。因而，从汉代世俗文学被涂上一层超世俗的神秘色彩这一点看，神学与文学之关系在泛神氛围中所显示的虚妄审美又集中于这样几个方面。

>> 原始宗教信仰是汉代神学与文学关系的历史积淀因素，它大量保留在汉代民间俚俗文艺（祭祀活动之歌舞）和宫廷雅颂文学（宗庙礼仪活动之颂赞文学）中。尤其是在汉代墓葬艺术画像石上，那些“人首鸟身”、“兽首噬蛇”类的图案，清晰保存了这种原始宗教中图腾、神话的概貌。

>> 二是自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学即成为上层文化意识，这又形成了迥异于历史神话的虚渺信仰的立足于政治之上的当世神学精神。

>> ，谶纬之学成了超凡神学与世俗经学的二重组合，它一方面具有将一切现实虚幻为神的特点，一方面又包含着三纲、五常、天文、地理以及儒家政治思想的社会内容。这种神学思想反映于文学，已失去了民间神话巫风的饱满情趣，剩下的只是皇权政治的化身。

>> 三是神学国教化的形成，使文学隶属于政治的同时亦隶属于神学，文学终于沦为神灵降氛的工具。

>> 神学与文学在礼乐教化意识上的联姻，是中兴期文学思想的重要特征。概观谶纬思想精神，是按照地上的统治秩序和等级名分建立了天上的星官体系，而这种神的体系又钳制了人的行为，成为构建礼乐教化制度的原则。

>> 《诗》者，刻之玉版，藏之金府，天地之心，君德之祖，万物之户也。集微揆著，上统元皇，下序四时，罗列五际”

>> 综观《论衡》全书，疾虚妄与求真诚的统一，实为王充思想整体中纵贯之主脉，也是其文学观的主旨。

>> 班固文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史学巨著《汉书》中。由文学观读《汉书》，可看到“以文传人”的特色；从史学批评的角度观之，又可窥其“依史传文”的优势，而这也正是班固文学思想之崇实理论的基础。

>> 由于依史传文，班固对文学艺术的发生、发展及渊源、流变皆贯以明晰的史的线索。

>> 辞赋艺术流传之统绪、演变之源流，均因班固“将文化学术拥抱于史学中”（徐复观语）之方法勾稽而出，其赋论思想又因此史学批评得以系统完整地展示。

>> 班固以史论文，显示了超越前人的系统而完整的文学批评思想，虽然他的文论存在着深层的内在矛盾，其中密契于经典的、正统的文学教化意识，逢迎于当世的、皇权的文学颂美思想，将随着衍变期文学思潮的兴起而被冲淡、被遗弃，但是，他自身的文学创作素养和理论上的重文倾向，却代表了儒士文化复兴的积极因素，对东汉后期文学意识渐趋觉醒的进程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