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死亡，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我鲜活的生命里消逝。如果说大姑的死我还处于懵懂，不知者无畏，那爷爷的死却是给了少年的我真正的哀伤。
据说爷爷读过几天旧学，识得几个字，外出务工之余阅隋唐，读水浒，品三国，看西游记。加之他年轻时常年不在家，东游西荡，经历与想象就有了说不完的故事。记得小时候乘凉的夏夜常常在爷爷时高时低的絮絮中垂下眼帘，在梦里与重情重义的秦叔宝相识，与“精忠报国”的岳飞对过话，最喜欢的还是跟着孙猴子去花果山的水帘洞吃桃——虽然每次一张嘴就醒来。爷爷还喜欢讲鬼故事，什么张家小姐借尸还魂以报父母养育之恩哪，什么李家公子挥霍无度贫穷致死阴间倍受折磨呀，什么前村李大爷三日投身享一时富贵……林林总总，爷爷因气管炎又破又沙的声音，在远处松林的低和中缥缈而诡异。我们只得一再蜷了身子，窝在晒粮食的簸盖里瑟瑟发抖。
记忆中的爷爷总光着头，瘪着嘴，目光如炬，喜欢拿根长长的旱烟枪，早年的断了后，父亲就托人用精铜打制了烟嘴和烟锅，烟锅一头连接烟管，一头长长地伸将出来，用来拄地，于是这根旱烟枪就多了个作用——拐杖！爷爷拄着它到地里扯过草，拄着它去街上赶过场，甚至拄着它进山套过果狸。据说爷爷年轻时枪法极好，每次进山都不会空手而归。看来我一点都没遗传到，小时候，跟着堂哥们两年，用气枪没打中一只鸟，气球倒是打了不少。爷爷去世时那支自制的火药枪还挂在墙上，还有与枪挂在一起的用牛角做的火药匣子。后来在全国的枪支收缴中，上缴了。
爷爷和奶奶是娃娃亲，早年丧父失母在老俵家长大的奶奶十七岁嫁过来时，爷爷还是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像那个年代大多数的婚姻一样，无趣又凑合着。从我记事以来他们就各自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我喜欢到爷爷屋里玩。一把米泡，一颗寸金糖，运气好还有炒得喷香的豆子，或是他吃剩下的鸡腿。总之，不管什么时候，他总能从他那口小小的黑色的箱子里，摸出一两点吃的东西来，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真是莫大的诱惑！
稍长，因为房屋被煤矿堆积成山的渣滓淹没，一大家子只得搬家，第一次手握那么多钱——搬迁费——的一家人决定为了节约成本，两两组合，奶奶嫌弃我家三个女儿，跟了大伯，爷爷倒 不说好歹，况且身体每况愈下，他执意要爸爸把房子与他修在一处。搬家后，我们虽然同一个大门出入，但各过各自的生活，新筑的泥墙清丝严缝只有正面高高的有一扇小得不能再小的窗，即使白天屋子里也看不真切，倒不如原来的屋子，龇牙裂缝来得亮敞。我开始上学，学校离家几里地，早出晚归，再也不喜欢到他黑黢黢的屋子里玩耍。小学的六年里，我开始和他“明争暗斗”，只为屋子右边的一块荒地，他开了来种果树，我开了来种我从同学处收罗到的各种花草，我嫌他的果树挡了花花们的阳光，他嫌我的花花们抢了果木的养分。果木在我的删剪下长得异常高大，花花们在爷爷的拔除中也是中规中矩。
上中学时，爷爷彻底失去了劳动力，搬到了一间小屋，终于真正和我们住到了一块。从此我们自由生长的天空有了透明的玻璃墙。犹记得八仙桌的上方再也没了我们的位置，爷爷居中坐了上首，父亲一人右边，妈和大姐居左，我和二姐永远呆在下方。母亲端来最后一道菜，看到爷爷拿起筷子，我们才如获赦令，赶紧端起碗扒拉以安抚早已空空如也的五脏庙。不准说话，不准吧唧嘴，不准挑肥拣瘦，不准端着碗离开桌子……还记得，不信邪的大姐在回锅肉里翻了两下时爷爷那即使风烛之年仍凌厉的目光。吃饭时，爷爷说得最多的就是“山珍海味也只能吃这么点，黄连苦胆也要吃那么多”，无意中我一直牢记着这句话，并说给挑食是女儿听。
一九九0年腊月，爷爷已是强弩之末，连用目光训斥我们的能力都没有了。他大多时间披着二伯给他买的羊毛长大衣坐在火炉前，支着长长的旱烟枪，烟点着，却并未吸，熄了又点，点了又熄，一直明亮泛光的眼突然间如蒙了层白纱，浑浊起来。时值我放寒假在家，爸妈就把照顾他的事儿交给我。他差不多已经失去自理能力，走路迈不过低低的门槛，睡觉脱不下厚厚的棉裤，弯不下腰系鞋带，抬不起手扶正保暖的帽子。大多时间，我亦步亦趋跟在他后面，迈门槛时帮他先抬起左脚，再迈过右脚;上床躺时，就帮他脱掉厚重的棉裤，扶着他的背慢慢躺下;起床时，让他把双手搂住我脖子，我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一件一件地把衣服穿上，最后帮他系上鞋带;有时还在他实在没力气抬手时喂他一口一口地吃饭。有一天，他说想吃鸡，要吃鸡腿，妈妈把那只肥肥的大大的母鸡拉来杀了，炖了汤，爷爷的胃口早不如前，整整三天才吃完一个鸡腿。他说，另一个鸡腿给他留着，谁也不许吃。
有天早上，爸爸上木楼拿东西，搬动时发现装着爷爷老衣(寿衣)的箱子有虫，打开一看，寿衣上还真有虫子。那天天气很好，父亲就叫妈妈姐姐他们在屋前的地坝捉虫子，晒太阳。因为大家都在家，原本在我家玩的外婆想去小姨家看小表妹，就命我送了外婆到小姨家，回来偶遇同学，一来难得，二来和同龄人呆呆去去那些时日的暮气。等我到家，天已擦黑，我快活地从山上一路小跑下来，刚到我和爷爷的花果园，就见小姑爷呆呆地站在门前呆呆地看着我说:三儿，你爷爷走了。我来不及有半点情绪，父亲听得我回来，赶紧从屋里出来，快，快，去岩门到你同学那边去喊端公(人死后做法事的先生)。我没来得及进屋，父亲早已拉了我出了院子。平时两个小时到山路，我和父亲那天只用了一小时二十分钟。
同学的母亲下面给我们吃，同学的父亲去村里请了端公先生，我们又跌跌撞撞，风风火火赶回家。爷爷已衣冠整齐地停在了堂屋右侧门板上，脸上已盖了黄表纸，青色的长衫尤带折痕，白色的鞋底朝着大门。脚下地上点着长明灯，火盆里的钱纸亮着红光。他双手放在两侧呈半握状态，我伸手握住他的手，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冰凉，我轻轻地将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扳直，再五指并拢放在身侧。一如昨天，他入睡前一样，只是再也听不见他破旧的喉管发出的呼吸声。我默默地跪在他脚边，一张一张地往纸盆里放纸钱。
忙碌了一天的大家找了地方睡了，我和父亲坐在堂屋的板凳上，烛快灭了点上烛，香快熄了点上香，一夜不曾合眼。
第二天，奔丧的亲戚四处聚集，第一次见了那么多我从未见过的亲戚。我没和他们聊天，只默不作声地打钱纸，封包，写包，每来一位吊唁的人就放一串鞭炮，添油点香，端茶送水。头天晚上是睡不着，第二天晚上是确乎没地方睡。我，父亲，二伯，我们仨坐在堂屋的长条凳上，二伯细细地问起爷爷去世时的详情。父亲哀伤而懊恼，一直重复着:我不该去睡午觉的，我就觉得他看上去还好，就没守着，想着晚上上夜班就去眯了一会，不想……我不该去睡觉的。我从未见父亲如此哀伤，哽咽着不能继续。二伯无言地拍着父亲的肩背安慰着，我起身挑了水桶，朝山下走去。
凌晨三点的山里安静极了，山沟对面的国营煤矿却灯火辉煌，全然不知我内心的悲凉。借着灯光，我一个人走在山脊的小路上，转角处，锑制的水桶撞在山石上，巨大的声响吓了我一大跳，我停下脚步，惊恐地听着声浪从这边传到山，又从那边传了回来，反反复复，一波又一波，犹如爷爷在世时的絮絮叨叨追着我。我一路狂奔而下。
第三晚，我实在撑不住，站在墙角，倚着一张桌子睡着了，等我醒来，爷爷已经入殓。
腊月的清晨，冰冷而黢黑，我头裹着白布跟在送葬队伍的后面，长长的队伍在蜿蜒的小路上成了清晰可见的小白蛇。地是爷爷身前指定的，墓穴早已挖好，小心翼翼放入墓坑，在端公先生罗盘的左右下，终于安稳。不记得是谁，最先拿起了铁锹铲了第一铲土，覆在了棺材上。泥土的越积越多，我仿佛突然间明白，我的爷爷真的不在了！随着泥土的堆积，就连他的尸身我也看不到了！那些我和他的种种再也不会有了！他是不是忘了还给他留下的鸡腿？忘了给他点烟提鞋的我？忘了他为我曾为我留下的一盏灯？忘了我们的花果园？悲从中来，几天来从未有过的泪水喷涌而出，不为其他，只为这从未有过的哀伤。
昨天清明，我去给爷爷上坟，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就是我说，他也听不见，但是，我还是看他去了。如果有天堂就不用悲伤。是吧，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