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每日新闻报》（Dagbladet）记者日前采访了近邻瑞典的流行病学家及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约翰·吉塞克（Johan Giesecke），针对瑞典不同于欧洲各国的抗疫政策询问他的看法。吉塞克信心满满地说：“瑞典的做法是对的，其他国家都错了！”
欧洲的疫情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是水深火热。各国的防疫措施也越来越严格。在严控边界、禁止或限制社交和集会、关闭学校幼儿园、提倡远程居家工作等普遍措施之外，疫情最为严重的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国，甚至采取了类似中国的戒严、居家令，严格控制人员流动。即使原来被称为“佛系抗疫”且提出了饱受争议的“群体免疫”理论的英国，也在几天前迫于疫情严峻的形势和国内外舆情压力开始采取断然措施，加入到关、停、禁的大家庭中来，“佛”不起来了。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地处瑞典作为欧洲唯一的一个尚未采取严厉管控措施、防疫政策明显与众不同的国家，不免令人侧目，倍受关注。
在瑞典，边界不封锁、机场不管控、学校也不完全关闭（在其他国家已经关闭各类学校一个多星期后，瑞典在仅仅几天前终于宣布关闭大学和高中，但初中、小学和幼儿园仍照常开放）；在很多国家3或4人以上出行都被视为违禁会受到警告或处罚，瑞典的公共集会人数上限被定为500人，也就是说，500人以下的聚会、集会、比赛等公共活动可以照常举办；当其他各个国家都劝诫国民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外出时，瑞典号召大家多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以提高免疫力……
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挪威、瑞典和丹麦三国，语言相通、文化传统相似，在历史渊源上更有着扯不断的关联，很像同一家的三个亲兄弟，虽然有时免不了磕磕绊绊，但总是有着“打折骨头连着筋”的血脉亲缘。欧洲疫情爆发后，与欧洲大陆最近的丹麦最先启动，在3月11日宣布采取紧急措施，管控边境、取消公共活动、关闭学校，挪威立刻跟进，在第二天宣布了差不多的举措，然而地处两国之间人口最多的瑞典却采取了背道而驰的政策，在这两位邻居抓紧隔离加紧检测的同时，瑞典不但没有相应的隔离关停措施，还宣布停止统计新冠病毒确诊数字，轻症疑似者均不予检测。
本应并驾齐驱的这辆三驾马车，因为中间这匹马跑的方向不同，不能不让两边的邻居郁闷揪心。因为这三个国家太亲近的地缘和人文关系，即使封锁边界也不可能做到全部彻底的封闭，至少要保持物流畅通。在北欧，很多公司是跨三国的，总部在一国而仓储和另外的职能部门在另外两国是很常见的，因为瑞典人口最多、工资标准最低、物价最便宜，很多大公司的仓库都在瑞典；住在边境附近的居民，也有很多在邻国工作，每天穿越国境上下班或购物。挪威和瑞典之间更有着无数大路小路相通的漫长陆路边境，二战时尽管占领挪威的德军重兵驻守设立层层关卡也没能真正封锁住这个边境！可以说，如果瑞典这一环是松的，无论丹、挪两国如何严防死守都不会达到预期效果。
瑞典笃信“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人员去做”，因此在瑞典防疫政策的确立上，瑞典公共卫生局的流行病专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瑞典每天和首相一起发布疫情通报并且接受采访、答疑，作为防疫斗争“主心骨”的那个人，正是在吉塞克亲手录用和提拔，并在吉塞克退休离开瑞典公共卫生局后接任他位置的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内尔（Anders Tegnell）。
在瑞典防疫政策的选择制定上，两人确实一脉相承，观点完全一致。吉塞克和特内尔都认为，疫情既然已经传入，靠关停和隔离试图阻挡和迟滞它的传播是劳民伤财而没有多大意义的；不管怎样，全部人口至少一半以上是肯定会被感染的，而在这些被感染的人中有90％都是轻症，不需治疗就可以自愈，因此，统计感染人数和检测轻症和疑似患者“没有意义”；小孩子很少受到感染，因此关停学校，特别是小学和幼儿园没有意义，反而会使得很多家长因为要照顾孩子留在家里，不能从事他们的本职工作；国家与其把财力、物力和精力放在检测、排查、隔离、关停这些扰乱社会生活秩序、伤害经济因而对国家、社会、民众造成更多的伤害，还不如集中精力和医疗资源救助重症患者。
谈及邻国政策，吉塞克尖刻地认为，丹麦和挪威以及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是政客为取悦民意或惧怕担责的产物，而不是处理这样传染病疫情科学的方法。他信心十足地说，不信一年后再来看，事实会证明瑞典的办法才是最好的！
无独有偶，上星期五特内尔在接受挪威另一家全国性日报VG采访时，记者问道，瑞典对疫情不设防的政策会不会使体弱多病的人和老年人等高危险人群成为“群体免疫”的牺牲品。特内尔反驳说瑞典并没有不设防，只是没有做太多无意义的事，病人和老人等高危险人群被要求留在家里的。虽然瑞典的政策是与众不同的尝试，但对付一种新型病毒，各国的做法都是前所未有的，难道挪威封锁关停的政策不是尝试吗。他认为瑞典的做法是对国家和社会伤害最少的，因此会被证明是最好的。
笔者本人并不赞同瑞典这两位专家的观点，并且深为瑞典疫情发展前景担忧，但是也不得不说，这话听起来好像也有些道理，至少不懂医学更不是流行病专家如我者说不明白他哪里没道理。瑞典的政策引起极大争论的本身就说明他的支持者也不在少数。丹麦、挪威、瑞典三国都因为二月底三月初的学校冬假和在传统上习惯把意大利作为度假胜地而齐齐地着了道，可以说疫情的发生和发展是同时同步的。抗疫政策丹麦最严厉，挪威次之，且这两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保持一致，而瑞典则选择了极为不同的方式。如果赌注不是无数条鲜活的生命和无数家庭的幸福，如吉塞克所说，过上一年看看谁对谁错和到底那种方法最好，或许会是件有趣的事。但怕只怕，这件事代价太大，到时胜负分明时，人们已经没有兴趣比较胜负了。
星期五，3月27日，在特内尔接受采访说上面那些话的同一天，瑞典死亡人数上升到92人，那一天之间仅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地的死亡人数就有18人之多，而挪威全国死亡人数是19人。尽管同一天特内尔在新闻发布会上仍然表示乐观，说瑞典的疫情发展曲线仍然是平稳的，不久之后就会看到拐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类似的话他早在3月8日就说过），但瑞典的“政客”显然没有专家淡定，首相宣布把集会500人的上限降为50人，并有可能根据形势发展采取更严格措施。看来瑞典也在迫不得已地向他的专家认为不正确的大多数靠拢，就是这一小步一小步的节奏让人忧心又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