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村子名字叫做海田，邻近还有一个村子，叫桑田。每每想起老家，总是觉得有“沧海桑田”之意。然而家乡好像没有如此，二十多年过去，除了学校的修缮，其他地方好像也没怎么变过。

在我四岁的时候，我们就举家搬离偏僻的家乡，到了城里。每回老家要坐三个小时的汽车，村路不好走，晕车的我每次回去总是要把胆汁都给吐出来，“乡愁”二字在我这里失去了意义，甚至有了恐惧。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只有小孩和老人，平日没有一点生气，只有积满灰尘的房子，满是泥泞的巷子，吃个汉堡都要跑到县城里才有山寨的肯德基，这里哪里有小孩子喜欢的东西！但有一个例外，是村子里祭拜祖姑，四年一次。传说祖姑抚孤有成，后来世世代代祭拜供奉。祭祖，是村子里的大事，在外面打工的定居的人都要回来，无论穷困潦倒，还是家财万贯，做人总是要有根的，于是村子一下子就热闹起来。祠堂外面的广场总要搭起戏台，七天七夜地唱戏，而在最前面搭起简陋的祭拜的棚子，入门处的横联是“合境平安”。棚子外面，我们叫做“神前”。神前摆满了祭拜的全猪全羊，有钱人宰的是一只猪和一头羊，没钱的则是几家几户凑一下，拼一只全猪来拜，猪和羊摆放在那里，没有任何记号，也看不出哪只是富贵人家的。满眼的猪和羊，有种“烹羊宰牛且为乐”的错觉感。小孩子嘛，热闹就是最大的欢乐，哪里懂得祭祀的意味。而大人们，每到这个时候，便忙着考虑要和谁合伙祭拜，四年前还是老板，今年便不知道应该和谁一起了。

我十二岁那年，正好是四年一度的祭拜祖姑，于是跟着母亲回到了家乡。

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还在村里一个工头手下做事，当然和他们合伙。然而闲置的老家收拾起来麻烦，而合伙人是老板并非亲戚，不方便借住，我和母亲回村里，就住在父亲的堂弟家里。由此我认识了红姐，大我两岁，是我的堂姐。褐色的羊毛上衣，牛仔裤，毛衣像是婶婶给她织的，线条显得有些粗糙，她一头短发，带有一些少年的稚嫩，还有在乡村中磨练的勤劳、朴素。红姐是家里的老大，有三个弟弟，第二个弟弟智力还有问题。在重女轻男的潮汕地区，红姐从小就需要承担起家里的很多事情。我从小离开家乡，对这里是陌生的，祭祖姑的时候，大人们都很忙，没时间照料我，照顾我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红姐身上。

四天的时间里，我成天跟在红姐的屁股后面。她做饭洗衣服，我在旁边看着，偶尔帮帮忙。家里的男孩都不怎么干活，但红姐似乎很习惯这样的生活。得空的时候，跟要好的邻家闺蜜在巷子里乱窜，看到广场上人家卖的五颜六色的气球和棉花糖，笑得咧开了嘴。三四天下来，渐渐与她混熟了，但小孩子脾气还在，于是也学会欺负她。有一次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把她捏得手臂都青了，喊疼了，下手那么重，她的闺蜜都看不过去，但她也没有打回我。红姐善良，从不与人争吵，逆来顺受也许是在家里多年磨炼的性格。离开的时候，知道我喜欢吃巷口那家小店卖的炸豆腐，她特地买来送了我两包。

村里那个时候的小学，没有操场，篮球框是坏掉的，人可以随意进出，与菜市场只有一巷之隔，上课时可以听到讨价还价声络绎不绝。而初中，村里是没有的，要到隔壁村去。也不知道红姐有没有把初中读完，后来她就到“厂里”去了，也就是去城里打工。这是一份是流水线一样的工作，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机械化的操作。她帮帮家补，还可以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人生好像从这个时候才刚刚开始。但是这种对花花世界的向往，也毁灭了多少人的一生。

四年后我上初二，我又一次回去祭拜祖姑，但我心里想的都是她。

回去的第一天，她还在厂里，没有见到她，我的心里空落落的。盼望着盼望着，等到第三天，她终于回来了。又像四年前，我像跟屁虫一样，一直跟着她，吃喝拉撒都找她，但我再也没有欺负她。她依旧是牛仔长裤，但是头发长了，肤色尽管不白，也没有农村女孩的粗糙，开始有了女人的模样，她似乎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在家里，她还是勤勤恳恳，尽管她的母亲对她有所苛求，总是觉得她做的事情还不够，然而我的姑姑却是十分疼爱她的。我们去姑姑家的时候，姑姑总是热情地留我们在家里吃饭。我们几乎形影不离，一起准备祭拜的东西，偶尔还偷溜出去买点零食，人生好像从来没有这般的没有意义。有一次走在巷子中，我跟她说，如果我做你的亲弟弟，那该多好，红姐说：“我是把你当弟弟看的”。

第二天就要离开，我竟然失眠了。凌晨天未亮，我走出房间，坐在天井发呆。她好像知道我会睡不着一样，也从房间里出来。我说我不想离开，她在我旁边坐了下来，聊到了在厂里的生活，聊到了对城市生活的憧憬。我说长大后如果我拿到第一笔工资，我要买一个mp3给她，我说等我买房子就买在她的隔壁，从此我们做邻居。完了，她说，早点睡吧，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临走前我跟她去了姑姑家，姑姑依旧热情地邀请我们留下来吃饭，我们好不容易脱身了。她赶时间回家，骑着单车就走。我跑在后面，追着她，她说为什么要跑，我说为了多见到她一会儿。多年后我常常想到这一幕，只是没想到，这一会儿竟成了我们生命中最后一面。

再过四年，又是到了祭拜祖姑的时候，我已经高三了。

她早已经不在厂里了，到深圳“做生意”去。还没到祭拜的日子，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说什么时候回去，她说她马上就要回深圳了，因为没有假期。“炒了你的老板吧”，我歇斯底里地叫到。她说她在做生意，并不细谈她所做的事情，长辈们说她在做传销，经常和她的叔叔借钱。我担心她在光怪陆离的城市中迷失自己，在那天的日记里记下了这么一段：“我们都已走过了人生中的一段，以后的路又会怎样呢？她说她在做生意，可也没有细说，我当然不会干涉她，但希望她勤勤恳恳也好，起早贪黑也好，总要做些正当的事”。电话里，她说再过四年，她就二十六了。然而她最终也没有熬过二十六岁。

尽管高三的学习很紧张，我还常常和红姐保持着联系，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直到上了大学。一个寻常的日子，十月份，我们保持着正常的联系。她说她心情不好，我问她说怎么了，她回答说没事，她在听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这好像是我们联系的最后一条短信了，但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我依旧没有察觉到她心中的纠结，“我爱你有种左灯右行的冲突，疯狂却怕没有退路，你能否让我停止这种追逐，就这么双最后唯一的红色高跟鞋”，蔡健雅这样唱道。

二十岁出头，情窦初开的年纪，单纯的她有了心爱的人，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和一个湖北的男人好上了。一个来自于远方的男人，长辈口中的“外省仔”，连语言都不通，父母是一定不会接受的。从那一天起，亲情和爱情的命题开始成为她的心结。也许是爱得死去活来，她终于做出了选择。那一年冬天，她一路向北，悄无声息地跟着那个男人去到一个偏僻的村子，准备在那里过上一辈子。她没想到的是，等待她的并非甜蜜的生活，陌生的环境，冰天雪地，她这辈子都没有尝到过如此刺骨的寒冷。她在那里看到的，是贫穷，是破败，是落后，她太熟悉这种感觉了，甚至比她所经历过的还要绝望。她感觉到了欺骗，知道自己想要在城里生活已经是一种奢望，她辛辛苦苦那么多年就是为了摆脱这样的贫穷，到头来却更加糟糕。她已经快要疯掉了，走投无路的她终于鼓起了勇气打电话回家，向她的父亲求助，请求父亲带她回老家。一直被蒙在鼓里的父亲，在这个时候才知道她已经跟一个男人远走高飞，这是私奔！这是叛逆！这是不孝！父亲很生气，放出了狠话，“我没有你这个女儿”。当家里不再成为港湾，她也终于没有了后路。世界之大，没有她的容身之处，她彻底崩溃了。问题在这里走到了绝路，而红姐的人生也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再过不久，红姐就自杀了，那是2010年的冬天。

红姐自杀的消息我是从父亲口中得到的，父亲不愿多讲。我连她是如何自杀的，都一无所知。我常常想象，在冰天雪地里，一个湖面结满了冰，红姐静静地躺在上面。“她静悄悄地来过，她慢慢带走沉默”。

红姐走的时候才二十二岁。二十二岁对很多人来讲是很短的寿命，短到好像生命的精彩才刚刚开始，她们才刚刚从大学里毕业，或者还没毕业，总之涉世未深。她们生活在象牙塔中，没有体会到生活的艰辛，却对专柜上的奢侈品了如指掌，她们对人刻薄，自命清高，棱角还没有被生活磨得圆滑。但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二十二岁已经是结婚生娃年龄，人生从此没有了其他意外。她们的人生好像从来没有拥有过棱角，也没有过对命运的抗争，被耳提面命，在设定的轨道上越走越远。红姐没有认命，劳碌一生，试图摆脱贫穷的束缚，最后却在一个可能比老家还要穷苦的地方结束生命。我知道，是对花花世界的憧憬让她一步步走向迷失，如果她就在家里帮忙，然后找一户妥善的人家嫁了，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而我，我不仅一次又一次地幻想有另外一种结局，或者羡慕另外一个平行世界里的他，在那个世界里童年的承诺成为现实。很长一段时间里，看着手机里通讯录，看着QQ的签名“JJ的《她说》”，我觉得时间是停滞的，她仿佛还在人世，只是躲在了某个地方，不被我找到。是啊，如果红姐还在，她应该已经二十八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