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画家吴立民：一个必须大写的人

（一）

因为是同乡，因为与父亲一样曾被划为右派，也因为他的书在网上被热炒为“一个人的史记”，一拿到贵州民族学院徐成淼教授的《我的复旦四年》，我便一口气读完。掩卷沉思，我深深地为作者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时成为右派的经历感慨万端，欷歔叹息。

在日记中，作者多次满怀深情地提到他的好友吴立民，在他落魄蒙难，同学、恋人反目，朋友落井下石时，是吴立民一次次给他精神上的支持，使他在那个冷彻骨髓的严冬感受到些许人间的温情。而后，我又读到徐的散文《少年情》，该文详述了他与吴立民之间的真挚情谊：当他划右后赖以生存的助学金被扣时，还在读高中的吴立民省下自己的生活费连同稿费资助他；当他落魄后众叛亲离时，吴立民一次次去探望，在寒风砭骨的工地，吴摘下自己的围脖套在徐脖子上。而吴立民却因同情他这个右派先是失学，继而又丢掉工作，被逐出杭州，遣送农村改造。在吴立民身上，我看到了人道、人性的光辉。

但我绝没想到，这位令我陡生敬意的仁义之士竟是我早曾熟悉的乡邻 ？

（二）

2006年初夏，我回到故乡浙江临海。临海是个文化积淀丰厚的古城，与亲友聚会，一乡友谈起临海近年活跃的画家，已举办过多次个展，他叫吴立民。是徐成淼笔下的吴立民？我的心猛地一颤。

果然是！当吴立民从徐成淼的作品中走出，远远向我伸出手时，我愣住了，这不是“毛头”吗？蓦地，我的脑子里浮起了清晰的一幕：一青年牵着一头牛，缓缓行进在高高的溪岸，青年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冷漠地凝视着苍穹，这一剪影被深深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是的，“毛头”便是吴立民。

1958年，我们一家因父亲划右后被逐出杭州，遣送回原籍临海一个偏远山村。我所在的温家岙村没有学校，60年代初，我到离家两公里的兰田小学读书，从此，每天经过兰田村头几乎都能遇见他。同是天涯沦落人，这使我对他有一种深深的同情和好感。

在农村期间，毛头和父亲常被公社抽去在墙壁上画宣传画，毛头绘画，父亲配文字。自此，村头壁上到处可见毛头与父亲的杰作。

熟悉后，毛头常来向父亲借书，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

1965年，父亲“摘帽”后回到杭州大学，而我们却被留在农村。为了生存，我们兄弟仨都学了手艺，哥哥和我做木工，弟弟是雕刻和油漆。而此时毛头早已无师自通成为名动乡里的油漆匠。

1976年，我离家远游，当民工，做木匠，上大学，从此与他失去联系。

岁月匆匆，30年不见，昔日油漆匠已成古城名画家，感慨中我更感欣喜。他没有在苦难岁月中沉沦，却在逆境中奋发，终获成功。

毛头送了我一本画册和一幅作品《山居图》。

我们的话题很快落在了那段无法淡忘的岁月。

（三）

吴立民1939年出生在临海，读完初中便因成分问题失学，后通过省军区的亲叔叔入杭十中读高中。高中阶段，他的音乐与绘画才能彰显，兼任音乐与美术两门课代表。他师承画家阮性山习画。画家赵延年对他的绘画才能大为赞赏：“你的速写线条流畅大胆，有一股野气，走自己的路，你会有出息的！”

他爱油画，喜山水，迷恋木刻。他的木刻处女作《炼钢炉前》在《西湖》杂志发表后，艺术之门洞开，他的画作不断在《杭州日报》、《浙江青年报》、《浙江工人报》等报刊上发表。

他还喜欢唱歌，他创作的《采茶歌》发表后得了奖，在校园里到处被传唱。

此时的吴立民被认为是天才，他才华横溢，激情喷涌，一颗新星正在浙江艺术星空中冉冉升起。

然而，高中毕业，他因成分不好，与“右派”同学徐成淼联系密切而失去升学机会，开始在杭州西泠印社帮忙画扇面，后到杭州叉车厂当工人。1961年，他终因不顾警告继续与徐联系而被下放到他奶妈所在的临海兰田村接受改造。

这一年，他23岁。

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就这样遭扼杀，他本可鹤立鸡群的。

不久，他果然鹤立鸡群———成了众牧童中“出类拔萃”的“放牛娃”。当他第一次接过缰绳，面对水牛，这四蹄两角动物让他吓坏了，水牛睁着硕大的眼睛研究这个高大的灵长类动物，及至发现他扬着竹梢却不敢靠近，于是扬起尾巴，撒开四蹄欢快地跑到河里游泳去了，上岸后又不慌不忙地赴了一回盛宴———饱吃了一顿禾苗。而他却因此落了个“破坏生产”的罪名而受到批判。

一年后，他参加了生产队劳动。

生活极端困窘，连买毛笔纸墨的钱也没有。但他不能没有画。一次，他剪了牛尾巴上的毛做毛笔被发现，惹下大祸，被五花大绑送去批斗？ ？

吴立民聪明绝顶，他发现农村水利人才奇缺，便发愤自学。当地建造水库，他被抽去任施工组长。水库建成，他已名声卓著，县水利局调他担任工程师。

他本可在水利局干下去，但躁动的灵魂又使他惹出事端，1965年，他写了一篇与邓拓商榷艺术的长文，在《台州日报》登了半个版。文章屡屡提到徐成淼在艺术上对他的影响，结果又惹大祸：“为右派分子涂脂抹粉！”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又被驱逐出水利局，赶回兰田务农。

吴立民是不幸的，他的青春年华和艺术才能被无情摧残。他又是幸运的，苦难的岁月中，他找到了美丽的爱情。当他孤苦无依沦落到穷乡僻壤接受命运摧残时，善良的奶妈以母亲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她视他如同己出。奶妈的女儿———全村最美丽的女子爱上了他。

回兰田后，他自学成为雕刻和油漆工。当地习俗家具都要雕刻，题材是梅兰竹菊，花鸟鱼虫，戏剧和民间故事。他的绘画才能因此得以倾泻到家具上：西厢记、空城计、水漫金山、八仙过海等戏剧场面和民间故事便出现在农民的婚床、衣柜上，农民非常欢迎。

“文革”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题材被禁止，吴立民又别出心裁，以样板戏取代。当李铁梅、杨子荣出现在婚床上时，连造反派也无话可说了。

粉碎“四人帮”后，杭州叉车厂要为他落实政策，临海水利局却抢先接纳了他。他在水利局一直干到1998年退休。

（四）

退休后，吴立民又开始从事中断近半个世纪的绘画艺术，并且一发而不可收。这几年，他以近乎疯狂的热情画画，技艺日渐精进。

艺术家的造诣得益于人生的历练。苦难使吴的艺术素养日渐丰富，他将艺术的触角伸向生活，兼收并蓄，日积月累；对人生的透悟使他对作品的底蕴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没有正统的学习，他的作品带有非常明显的野性，而这种野性更多表现为原生态的流露，这也正是同行对他作品称颂的地方。

吴立民很善于学习。黄宾虹的线条，八大山人的墨韵，陆严少的画面，都是他学习的榜样。台州作家龚泽华说他的画似黄宾虹又不似黄宾虹，似李可染又不似李可染，似潘天寿又不似潘天寿，似陆俨少又不似陆俨少。其实，在似与不似之间，体现的正是他独特的个性，他的画充满了野趣，生活情趣和原生态的美，一看就是“吴家样”。

我不懂画，无法评价他的画作。但我想，无论他的画在同行中的地位如何，有一种东西比画的价值更高。他的面对磨难高昂的头颅，不屈的灵魂，使他身处逆境而依然奋发；他忠于友情，在极“左”的政治高压下还冒险帮助朋友，这种在严酷的环境里依然闪烁的人性光辉殊为难得，这种高洁的品性难道不比他的画作的价值重要吗？

吴立民是一个画家，但他更是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

（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