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生》唐·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晚唐诗人李义山以一首广为传诵的七绝咏史诗《贾生》，通过先扬后抑的精妙笔法和生动刻画，使得汉文帝不能识别贤才、任用贤才的昏庸帝王形象跃然纸上。

贾谊王佐高才，古今皆认可。汉文帝却非但没重用贾谊，反而将其贬谪偏远之地。

贾谊好不容易等到召回的机会，君臣再度相见，交谈甚欢。

本应一段“知遇”的佳话，结果汉文帝却没向贾谊询问治世安民之道，而是问鬼神本原之类的问题。

李义山笔下，汉文帝前面虚心求访贤臣，后面夜半虚席问鬼的一百八十度大转折，如此表里不一，可谓让人出乎意料，匪夷所思至极也。

然而，作为开创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第一个治世局面———“文景之治”的汉文帝，真的是李义山笔下所描画的那个昏庸帝王形象吗？

汉文帝大老远从长沙把贾谊召回京师，又大半夜不睡觉，与贾谊在宫殿正室聊鬼神之事。他是因为睡不着，才听贾谊讲鬼故事，只为解闷助眠、更好入睡吗？

很明显，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不仅对汉文帝有此言：“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

司马迁还对汉文帝更有“谦让”、“仁”、“德至盛”等的超高评价，而且不仅西汉当朝，在后世的很多王朝中，无论帝王还是臣子都普遍对汉文帝的总体评价很高。

试想，得到如此众多好评、开创“文景之治”的可见功绩，汉文帝怎么会是李义山笔下所描画的那个昏庸帝王形象呢？

无疑，汉文帝无辜躺枪，被李义山以指桑骂槐的笔法“借来”抒怀感世，无端抹黑丑化了。

那么若汉文帝不是昏庸帝王，那么求贤若渴的汉文帝召访回逐臣贾谊，为什么不问治世，只是兴致勃勃地聊了大半夜的鬼神故事呢？

汉文帝听贾谊讲鬼故事，到底是为了解闷助眠，还是有着其他的原因，这一切都得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已经明确点出，当时汉文帝接见刚从放逐之地长沙回到京城的贾谊的具体背景：“方受釐，坐宣室”。

也就是说，当时汉文帝本人或汉文帝派人代表他祭祀天地后，负责祭祀的人把祭祀所用剩余的肉送回给汉文帝，汉文帝接受表示“受福”。

贾谊面见汉文帝的时候，汉文帝或刚接受罢祭祀的肉，或刚吃罢祭祀的肉，不管哪一种情形，都表明汉文帝刚刚举办完祭祀天地的仪式。

我们有必要搞明白，在古代封建社会中，“祭祀天地”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古人所敬，最高莫过于天。地上最尊，莫过于皇帝。

皇帝又称为天子，也即是地上的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并被派到地上管理人间世界。

在古代封建社会中，“祭祀天地”不仅属于帝王专属的象征，而且还是整个国家的头等大事。所谓“礼盛莫于告天”。

而对于帝王来说，无论是好是坏，也无论是明是昏，每年都要在特定的日子里，率领臣民非常虔诚正式地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以求国泰民安，永延帝祚。

“祭祀天地”的仪式，通过一系列繁琐且隆重无比的祭祀仪式，体现皇权的威严不可侵犯，与不可置疑的君权天授观念。

“祭祀天地”的仪式，不仅彰显帝王的无上尊崇地位，还显示和强化了帝王的统治权力，更是起到显示强大国力，安定民心，以及镇服四海，威慑外族的巨大作用。

就像今天世界各国隔三差五进行的阅兵仪式或军事演习等，不也是起到一样的作用吗？

贾谊风尘仆仆回到京城，试想刚举办完国家头等大事的皇帝汉文帝，见到久别而又满腹治国安邦高才的贾谊，他不跟贾谊聊所谓的“鬼神”，也即祭祀天地相关之事，那他聊什么呢？

而且汉文帝作为国之帝王，跟贾谊聊国家头等大事，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又有什么问题呢？

正因为汉文帝有着“夜半虚前席”的热切举动，不正是反应了他对于国家大事的极度关心，对于黎民福祉的强烈重视程度吗？

对于一个古代封建社会的帝王来说，他“问鬼神”，不就是“问苍生”吗？

关于鬼神、关于祭祀天地的国家大事，汉文帝与贾谊君臣二人不仅交流甚欢，还一聊就聊到大半夜，汉文帝忘了睡觉，求知心切地一再移动自己向贾谊靠近。

这种种情形，不又反应出汉文帝一代明君的形象，又反应出贾谊着实高才，以及汉文帝对贾谊的才识着实信服，和着实看重吗？

有人从这次君臣二人宣室夜谈后的结果看，又会疑惑了：

既然汉文帝是一代明君，贾谊又着实高才，二人又彼此知遇，那汉文帝为什么在宣室夜谈后，没有像几年前那样重用贾谊，而只是拜贾谊给自己最小的儿子做了家庭教师———梁怀王太傅呢？

任用一个人才，或使用一个人的才能智慧，如何用？怎么用？这又跟授予一个人什么官位，什么职称等等，没有什么关系了。

甚至跟这个人最后有着怎样的结局，或下场，也都无关了。比如战国时期改革家商鞅。

至于说到汉文帝在宣室夜谈后，为什么没有像几年前那样重用贾谊？汉文帝当时又有着怎样的考量？

这又是另外一个，也就是下一篇文章要具体述说的话题了。

品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文帝与贾谊宣室夜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