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家生完孩子回兵团。离开连队几个月，熟悉的知青走了不少，连长也换了，新连长叫牛来财，是复员军人。 也许因为我不是嫁给一个党员，当初连队干部做我思想工作，说找对象首先要找党员，我没接受，反而嫁给一个坏分子，一个被连队批判的天津知青。于是这个“问题”移交给牛来财。
牛连长确实出色，他义愤填膺地撤掉我的卫生员工作，命我下大田干活。不知怎么回事，一向逆来顺受的我在做了母亲后，竟然会冒出造反的念头。而且我怎么也舍不得丢掉那些医书。
于是我想到去找李团长，在团卫生队进修时常见到他，是个和蔼善良的老人家，见到我们知青他总是笑眯眯的，不摆架子，还爱开玩笑，至今我还记得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
可我站在李团长面前还是有些紧张，把事情如实地说了，最后要求继续干医务工作，因为我在工作上没有犯错误。
李团长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他说云母矿连队的卫生员回北京了，正好需要人，你去吧，到那里好好工作。他又说牛连长是讨饭出身，对党忠心耿耿，就是没有文化。（后来牛来财因玩弄女知青被判刑）
当团部调令下来，我去办手续时，牛连长大发雷霆，拍着桌子说：'你想调走，好，连队不派车! 谁敢送你就罚谁旷工! ' 他气咻咻地在众人面前下了这道禁令。
消息很快传遍六连，谁还敢冒犯连长，我愁闷地看着一堆行李一筹莫展。那时没有公交车，出行基本上是靠自家的毛驴车和马车，当然连队有大卡车。
正在我求告无门的时刻，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他是从山西农场调来的老职工，复原军人，姓孟，我与他并不熟悉。
他望着我简单地说；“别愁，明天我送你。'
第二天，孟大哥雄赳赳地赶着毛驴车来送我，正好碰见牛连长走过来，气得他红头涨脸地瞪着我们。孟大哥故意吹着口哨，大模大样地赶着毛驴车走出六连。
百多里地不停息地赶路，到下午二点才到达云母矿。孟大哥在食堂匆匆吃了口饭，又急急忙忙赶车回去，到家该是半夜了。
后来我回六连去看望过他，当时没钱，只是买了一点食品给他的孩子们，表示谢意。他的老婆也是个很爽朗的人。
再后来我也调离兵团，再没有见到孟大哥，不知他现在哪里？不知他们一家可安好？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他。对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似地帮助我度过难关。
九： 红围巾
调到云母矿不久，春节来临，知青们陆续回城探亲。我的探亲假要留待春暖后去接孩子。与我同宿舍的知青走了，各排各班的知青也先后全走了，空荡荡的连队只剩下几户带家室的老职工。
我站在窗前，外面下着雪，纷纷扬扬雪落无声，我孤单一人，心里空落落地只想哭，想找人说说话，想孩子，想丈夫，想过个团圆年。可是眼前只有那 寂寞的白雪，纷纷扬扬，一个无声的世界。想到才三个月的孩子又得了肺炎，住进医院，我的心一阵阵绞痛。我把头抵在玻璃窗上，任孤苦思念的泪水流淌，感到这个世界是那么无助。
突然，有人敲门，我抬起头。雪地上站着一个女人，围着一条红围巾，脸蛋冻得象个红苹果，那双眼睛又黑又亮，正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到云母矿时间不长，好多战友还都不认识。她进来自我介绍说她是宁波知青，老三届的，在连队隔壁的地质队结了婚。得知我一个人留在连队过年，怕我孤单，特来邀请我去她家一起过年。
说到这里她爽朗地笑起来，走进屋里一把拉住我的手说：“瞧你，还哭了，快跟我走。我家可热闹啦，我已经有了二个儿子，那个小儿子是不小心怀上的，哥俩只差一岁，像双胞胎似的可好玩呢!”
在大姐的家里，这个年我过得热气腾腾，有儿子，有水饺，有姐妹聊天，还和儿子们一起放了鞭炮。两个天真活泼的孩子抱着我的腿直喊姨妈，叫得我心暖。我的忧愁和孤单都被这个热情又爽朗的大姐淡化。
后来我回天津把儿子接来，三个儿子在一起，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象三只小企鹅。
那时兵团编制已经改为农场，知青们都人心惶惶，各寻门路，都在想方设法回城，离开这个已经改做农场的戈壁滩。今天走俩，明天走仨，有门路的迫不及待地先走了，没门路的茫然失措，不知今后知青的路该怎么走下去。
我和她同是母亲，仿佛有了孩子就有了一切，傻乎乎地没想那么多，似乎过得挺开心，看人家走倒也不是那麽心焦。
可是最后我们还是离开了那里，那茫茫的戈壁滩，绵绵的大阴山，火车拉着我们钻过六十六个隧道，穿过六十六座山，又回到各自的出发点，转了一大圈回城了。
知青们都回家了，分散了，轰轰烈烈的知青运动就这样虎头蛇尾，不明不白地悄然结束。
几年后我搬搬迁迁，不小心丢了大姐的地址。这些年非常想她，也去宁波找过她。她家也搬迁了，没有找到大姐。
但是我此生再也不会忘掉，这个站在雪地里围着红围巾的姐姐，和在她家过的那个暖心的年。
还有那个勇于助人.热心肠的侠义哥。
侠义哥叫孟昭顺，是河北廊坊人，原在内蒙兵团二师十七团六连。
红围巾姐姐叫张梦星，是宁波知青，原在二师十七团云母矿。
有朋友知道他们的联系地址，请告知，谢谢。
这是我诊藏至今张梦星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