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

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李秋零主编、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以普鲁士王家科学院本（通称“科学院版”）为底本，全部直接从德文译出，原文为拉丁文的则直接从拉丁文译出。科学院版《全集》包含了康德生前公开发表的所有著作和文章，并且经过了德文编辑者的详细校勘。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已有的各种译本，同时也对一些名词、术语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中译者以其在西方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方面的深厚学养，以及十年如一日的苦心孤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信、可读的康德著作文本，对康德翻译与研究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本“康德著作注释本”系列是中译者将康德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进行详细注解后推出的单行本系列，对于专业人士的研究和非专业人士的学习，皆有极大助益。

作者简介：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

精彩书评：

壹：短评

#  作为西哲史上空前绝后的“蓄水池”式哲学，康德哲学最大的亮点在于认识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对于知性与理性的明确划分和对于显象界细致深刻的阐发；其哲学资源蕴含极为丰富，是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实用主义的共同先驱。这本著作的论证严密、体系恢宏，更为可贵的是充满了那个时代少有的洞见。

#  常读长新。 伟大的风格。感性直观的优先性。纯粹知性概念如何与对象相关？存在论。时间图型。存在论命题：知觉的现象学。 道德神学。 康德始终立足于经院哲学和古希腊哲学的土壤上。

#  康德真的极其啰嗦。这个译本后面有些问题，理知的性质和经验性的性质[让我诧异了一会]，应该分别是用悟知性格和验知性格来描述人的的特质…

#  用近一年时间来阅读此书，今日读完。原先的那个问题路径由此愈发明显，而且也愈发清晰地认识到此书的意义。无与伦比的精细洞察与不可复制的锐利表述，种种震撼与清洗，常常令人掩卷唏嘘，不知所以。

#  坏的哲学会使人走向堕落，好的哲学会使人走向迷茫。

但康德的哲学不会，用批判的眼光去分析问题往往会造成偏见与不解，但真理却往往蕴含其中，通读全书，也会你会一头雾水，但更有可能的是你更加清楚地看清了许多原本迷雾缭绕的事情

贰：

历史上有一个重要却常被人忽视的对康德先验感性论的反对意见，由阿道夫•特伦德伦堡提出，他写道：

“即使我们接受时空被论证为是在我们内部，在知觉和经验之前的主观条件，仍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不能同时是客观形式。”

特伦德伦堡认为，康德只是猜想时空或者是感觉形式，或者是实际存在，但另一种选择是他们同时是二者：康德无法排除这个可能，因为即使他认为时空是主观先天的的观点正确，他仍没有理由说他们不能是事物真实存在的方式；他对这种可能性的拒绝是教条的和非批判性的。

问题在于，时空既属于我们的主观条件又属于物自体的特性，这只有思想上的可能性。如果他们是同一的，那么这两种事实之间的联系是不可说的。而先验实在论认为事物可以作为他们本身而被认识，上述两种事实的联系是必然的（事物的独立构造必须能提供我们表象那种构造的解释）。因此特伦德伦堡的选择不具有同先验实在论相当的地位。

因此，特伦德伦堡的选择算不上使先验观念论陷入矛盾。使其矛盾的是康德的本体论否定：他宣称物自体不能是时空的。如果特伦德伦堡的选择是可能的，那么尽管康德表明了时空是感性形式，但没有表明时空在不能是物自体的形式的意义上是感性形式。因此特伦德伦堡的选择强调了先验观念论的弱版和强版的不同之处，并使我们考虑康德可以如何进一步确立后者。这是特伦德伦堡的反对的关键之处。

仅仅表明我们对时空的表象不足以保证康德的本体论否定：即使关于时空的认识论使我们得出他们是感性形式的结论，而物自体是时空的这一非认识论的可能性仍被保留。有一点应当很清楚，《感性论》中所有关于先验观念论的成功论证都关注于我们对时空的表象，来自“关系”和“神学”的两个关于康德本体论否定的逻辑审查都没有成功地被正确判断。那么，是否还有使先验观念论从弱版上升到强版的其它方式呢？

关键问题是在特伦德伦堡选择中被设想的同一性如何理解。特伦德伦堡同意时空是主观条件。现在主观条件是否也是客观形式取决于主观条件如何被理解。如果主观条件只作为对象的表象的一个假设（一个关于对象何以必须被表象的非特定类别的条件是为了他们能被认识）那么在主观条件和客观形式的同一性上就没有问题。很明显这种不确定意义上的主观条件并不排斥客观形式。但是，康德将主观条件看做某种更确定的东西。他用构造客体形式的表象来限定主观条件，并且他相信他已经表明时空需要以这种方式被设想，如果他们要被确认为经验的前提。以这种意义上的主观条件，康德可以否定主观条件和客观形式的同一性，基于客体被表象的方式不能同时是客体作为自身被构造的方式的理由。这两个序列是完全异质的。一个是主体使客体对于自身得以可能的模式（在康德术语中被称为主观功能或感觉），另一个是事物独立于任何主体的构造方式。康德可能会认为时空同时是主观条件和客观形式的唯一方式是：客观形式被理解为来源于表象的主观形式，如果客体被感知为先验观念成问题的话，这是在经验的意义上将时空作为客观形式。

这仍不足以维护康德的本体论否定。即使接受时空作为感性形式和时空作为物自体的形式不是同一个东西，但物自体同现象异质同构，分有一个形式看上去仍是可能的。因此分享形式的物自体至少可以部分的宣称是具有时空性的。康德论述的一切都只表明物自体不具有严格具体的同现象相同的时空性，而没有表明不存在一种笼统的时空意义使两者都是时空的。

康德曾明确地考察了“分享形式”的可能性。作为回应他显示了时空的感觉特征。他声称，时空的现象在形式上类似于非时空的物自体是缺乏意义的，就像说引起我们红色感觉的朱砂的性质同红色的感觉相似一样。康德评论的引申之意是说：时空是感性直观形式，那像时空而不是时空本身的东西是什么？可能是其它感觉形式，但这里无法讨论。时空形式由相邻、相接这样的关系构成。如果这些不在物自体中，那么物自体和现象在形式上不可能有任何相似。例如一个非时空的关系如何能同一个相接的关系类似？这种假设的类似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间的表象形式的基础上形成这种类似的可能性。

康德的根本观点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感性形式同其它非感性形式类比，因为我们不能立足于我们的认识模式之外：除了在使对象可能的经验世界的界限内，我们没有关于我们感性的任何观念；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直观认识能力对象化，使其超出于作为我们的自身之物以外。我们关于时空的知识是来自他们自身内部的透视性知识：我们可以完全地认识我们的感性能力，但总是在时空条件之下。因为我们不能感知我们具有时空构造的感性能力，但我们可以感知时空，作为一种感性能力。所以假设某种非感觉的东西像时间和空间是没有意义的，假设在感性能力中将时空减去还存在剩余的某种东西也是没有意义的。

叁：

康德的哲学统治了整个十九世纪的思想，属于德国古典哲学开宗立派的人物。此线直接的后继者为费希特、谢林，至黑格尔达到顶峰。然而康德哲学的影响力远不止仅仅局限于德国古典哲学。哲学史上有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康德哲学是“蓄水池”。以前的哲学流向康德，再由康德流向现代西方哲学。可以说想要全面地了解西方哲学，就不可能绕开康德。

康德进行哲学批判时，他所面临的问题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18世纪的哲学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色彩以及反形而上学的倾向。唯理论派在康德的时代以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为代表，属于欧陆哲学的显学。在近代哲学史上可追溯至笛卡尔，后经斯宾诺莎发展，至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建立后已经成为德国的官方哲学。唯理论否定经验的作用，因为经验不具备普遍性和必然性，在唯理论看来，经验是不可靠的。他们主张天赋观念说，意图找到认识上的一个确定不移的点，以此为基础来搭建整个知识体系，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斯宾诺莎尝试用数学的方法来构建哲学体系。理性是认识主体所固有的，是“天赋”的，在此基础上认识主体可以认识一切对象，包括作为实体的灵魂、整体的宇宙和作为创造者的上帝。

唯理论的一大普遍问题是“理性”或“天赋观念”的确定合法来源。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一般诉诸“上帝”。“上帝”的概念在唯理论中不能归于纯粹的宗教神学层面。“上帝”是一座桥梁，以完成从确定的局限的认识主体到广阔的心物二元论世界的过渡。上帝本身作为绝对实体而存在，上帝保证了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亦确保了精神世界观念的可靠性。笛卡尔沿用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从形式逻辑上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但是无法解决“实体二元论”的矛盾；斯宾诺莎的“神即自然”批判地承接笛卡尔的思想，尝试解决笛卡尔哲学中的矛盾，将“二元论”化解为一个实体，物质和精神被处理为实体的思维和广延两种属性，即引入“属性二元论”，“身心交感“也被发展为“身心平行论”。然而对于两种属性如何协调一致，实际上只是把笛卡尔的观点从经验的层面上升到了先验的层面，并没有实质解决。

唯理论发展至莱布尼茨的继承者沃尔夫已经成为一种独断论，其“单子论”和“前定和谐理论”认为理性本身凭借“天赋观念”遵循因果律等逻辑规律就可以推演获得各种知识，以此回避了“二元论“的问题，然而这这也给其理论带来更大的问题。认识主体可以从理性固有的原则来推演人类的全部知识，于是切断了理性与外部事物的联系，普遍必然性局限在理性自身的知识中，被限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

经验论承袭至培根，后又经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与休谟发展。在贝克莱之前经验主义基本局限于唯物主义的领域，认为我们的感性知识来自于外界事物的客观实在对我们感官的作用，我们通关感官能够把握客观实在的规律。他们基本都反对“天赋观念”，认为在经验发生前我们没有任何知识，凡是在理智之中的无不现在我们的感觉之中。早期的经验论非常强调客观物质世界的作用。然而经验论内部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如果按照经验论的基本原则，一切知识都是来自于感觉经验，此前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在还没有对事物进行感知前，就先验地肯定了一个不以我们的感知为转移的客观事物。此外经验论最大的问题是，按照其基本原则，我们是得不到普遍必然的知识的。贝克莱和休谟从经验论本身的这一问题出发将其推向了极端，走向了怀疑论。

经验论认为我们的知识源于我们对事物的感知。贝克莱将这一理论向前推进，认为一个事物之所以能够被感觉，是因为它具有可感的性质。我们在认识的时候所认识的是一连串的知觉，被分类解释过的感觉，即认识主体对颜色、质料、大小、形状、重量等感觉的综合。物的存在在于我们的感知，所有的物质都只是心灵的一种状态，“物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休谟将贝克莱的思想进一步向前推进，他发现我们认识“心灵”也如同我们认识物质一样是通过知觉，我们从来没有直接感知经验果“心灵”或“精神”这种实体，它也只是指称知觉、感觉、记忆等一系列观念的抽象名词的组合，我们所经验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感觉、情绪和心理状态，所以休谟认为我们不仅无法断定物质实体的存在，也无法断定精神实体的存在，他将物质实体、精神实体和上帝推向了怀疑论的深渊，只剩下一堆通过感觉经验获得的印象与观念。以此为基础，休谟又尝试解构唯理论所构建的理论大厦的地基——因果关系。 既然因果关系的观念是通过经验而来的，它也不能由必然的解证推理来证明，因为自然的发展途径和一切可感的性质经常变化，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性；它也不能由或然的归纳推理来证明，因为既然因果关系的观念来自于经验，而经验也属于归纳推理，用或然的归纳推理来证明归纳推理的合理性无疑会陷入循环论证。所以休谟认为因果联系不具备客观性和必然性，我们只能感受到孤立的事实，不能经验到所谓的“本质联系”，因果联系只是一种主观的习惯性联想。他将其看做我们认识的界限，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其存在。

唯理论相当重视因果律，认为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必须要探究其原因。休谟解构了因果律的普遍必然性，使得唯理论失去了立足点。但是休谟将经验论推到极端的怀疑论也从根本上撼动了经验论的根基，因为整个认识论的根基被动摇了。普遍必然性只是一种或然的思维习惯，我们能够获得的只是一堆混乱无序的印象和观念，因果律更是西方哲学史和科学史的一大理论支柱，既然我们不能证明其存在，那么知识从何而来？这就是康德需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解决的问题之一。

除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之外，同样深刻影响了康德的还有卢梭。卢梭是启蒙运动最激进的思想家，他和其他启蒙思想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他向启蒙运动所宣扬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宣战，但是卢梭并不是要“反启蒙”，他只是意识到了现代社会所隐含的危机。卢梭将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对立起来，以揭示自然和文明、道德和理性之间的矛盾，这种堆启蒙主义的反思具有超前性，对康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启蒙主义的基础是理性，“启蒙要求克服种种限制获得自由，而科学进步的结果证明却是严格的决定论；启蒙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专制，试图证明人的价值和尊严，而科学理性视野下的人其本性却是物性，人反而不成其为人”，这些都暴露了理性和自由之间的矛盾。理性成为最高权威统治世界，自然因果律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既被认为是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则，而且是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根本法则。这种严格的决定论在推进启蒙运动，反对宗教神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使自由失去立足之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据说康德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会散步，而且非常准时，镇上的居民可以根据他的散步时间来校对家里的钟表。然而康德为了阅读卢梭的作品，散步的习惯也被暂时搁置，从卢梭的作品中康德意识到科学知识的局限以及自由问题的重要意义。自由与必然性的问题可以说是康德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整个三大批判都归根结底都要研究自由，自由构成康德哲学的核心。康德为自然科学奠定基础，归根结底是为了自由；他把科学的范围限制在现象界、在经验领域，也是为了给自由划出地盘。对于康德来说，确认我们可以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至关重要，如果因果律和必然性是存在的，那么自由是否是可能的？如果个体没有自由意志的话，一切都遵循因果性而运作，那么个体也就不再是一个责任主体，道德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康德需要在确立认识论，保证获得知识的可能性的基础的同时确保自由的可能。

如何解决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将科学从怀疑论中拯救出来，如何给自由和信仰保留位置，在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前，康德认为需要先对“理性”进行批判，即我们需要在认识之前首先批判地考察我们的理性能力，确定我们理性的认识能力的来源、范围和界限。这就是《纯粹理性批评》所面临的任务。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里说，“我们要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留下位置”。所谓的“悬置”并非强行让理性对信仰的领域视而不见，“批判”也并非攻击“纯粹理性”，而是要确立和划分其范围，要分析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总的来说，康德的哲学革命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通过确立认识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来确立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达成“先天综合判断可能”的目标，为认识论确立基础；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自在之物”、“现象”和“先验自我”等划分，对认识能力进行限制为自由开辟道路。

保尔森在《伊曼努尔•康德》一书中写道：“独断论者认为《纯粹理性批判》是怀疑论者试图破坏所有认识确定性的结果，怀疑论者又认为它是傲慢的猜想，想要在原有体系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独断主义；超自然主义者则认为它是精心策划的诡计，想要摧毁宗教的历史基础，建立无争论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者认为它是对正在灭亡的信仰哲学的新的支持；唯物主义这认为它是反对物质实在的唯心主义；而唯灵论者又认为，它是打着经验的幌子不合理地将现实实在局限在物质世界中”。这正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历史意义，它确实仍然存在很多矛盾，也提出了很多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问题，并且没有解决的问题更多。然而提出问题的重要性在哲学中绝不亚于解决问题，很多哲学问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的。从康德提出的问题中引出各派的解决方案，正因为如此，康德哲学才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绕不开的回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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