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曾经狂言“老子之学，只偷得半部《易经》”，今人继而把《易经》推至“群经之始”的地位，称它为中国文化的总源头，是诸子百家的开始。先不说诸子百家有多少家议论过《易经》这本书，单说我所熟悉的老庄之学，就和《易经》体系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

        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要结合另外一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来看，而不能单单去解那个“一二三”。一二三，虽然简单，但越是简单的东西就越是能寓意无穷，很容易让人鱼目混珠，蒙混过关。

        用《易经》之说，看似能完美解释“一二三”，但落到这个“有”和“无”上就无能了。特别是再结合《道德经》第二章“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盈；音声之相和；先后之相随，恒也”，那简直是矛盾重重，根本不能自圆其说。我当年也是用《易经》解读《道德经》的信奉者，但正是结合这三章内容打破了缺口，从此跳了出来，见识别一番天地。

“有”，是“有名”，是象，是音，是器，是方，是有形；“无”，是“无名”，是“希”，是“微”，是“夷”，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无形。“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二者造生了天地万物。“有”，既然有形有质，那么就必然有高下长短之分，内外左右之别，也就可以拆分为“二”来看，所以用“二”来指代它。“无”，无形无质，无象无状，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也就只能“混而为一”来看，所以用“一”来指代它。

对于“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盈；音声之相和；先后之相随，恒也”，流行的解释是：有和无互相转化，难和易互相形成，长和短互相显现，高和下互相充实，音与声互相谐和，前和后互相接随。也就是《易经》思想中的“阴相相生”，“互为其根”。但这种解释却明显与《道德经》全文之意不通。《道德经》第二十六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第三十八章“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第三十九章“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六十三章“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假如老子所要表达的确实是“阴阳互生”之意，那么断不会在全文中留下这么多的偏颇之言。为什么不说轻也同样为重根，躁也同样为静君？为什么不说大丈夫也要居其薄，也要居其华？为什么不说天下易事也是源于难事，小事也是起于大事？为什么非要很偏执地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所以，虽然有和无，难和易，长和短，高和下，音和声，先和后固然是一起出现的，但仍然要加上一层含义：高以下为基，先以后为本，难生于易，长源于短，音起于声，有生于无。

其实只要跳出所谓的阴阳相生、阴阳互根思维，这一章很好理解。我们常说楼上楼下，有楼上，就必然有楼下；有楼下，就必然有楼上，这二者是同时出现的。但我们起屋盖房，能先盖楼上么？只能是先打好了地基。形体和影子，必然是同时出现的，那么是影子依附于形体还是形体依附于影子？声只要发出，就必然有音量音调，那么音和声，哪个才是本源？老子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事物是因为能用才有利，而不是因为有利才能用。所以“有”和“无”，虽然是同时出现的，但是“有”依据于“无”而生，它就像形体的影子一样，是无的一种折射，一种化形。之所以“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正是因为这些“有”，已经大到复归于它们的本源之“无”，故而无隅，免成，希声，无形。

我们的意识，它无形无质，为“为”。但同样也能构建出有形有象的思维空间，造生出奇幻迷离的梦境。那么这形象和梦境是怎么来的？源于意识静寂无声的运转。意识在还没有营造出事物的时候，思维空间是虚无的，然后忽然就能充实起来，就像有种神意在推动着、在发动着一般。所以我们想要激发灵感，常常就需要静思，越是沉静，就越是能感受到这只手的力量。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这种神意，这个“常”，就是道。

至此，道生万物的过程也就显而易见了：道→无（一）→有（二）→“三”→万物。其中，“一”和“二”是同时出现的，但“一”决定着“二”；而“三”，是由“二”所造生的。那么这个“三”是指什么呢？这里要引用一下庄子所说的“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指非指”，出自于公孙龙的《指物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万物莫不是由自身属性来表现的，但万物本身的物质属性，却与它们整体表现出来被我们所认知到的自身属性，并不相同。

道是天下万物共同的母亲，老子所谓“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所以把握住了道，也就把握住了由它所造生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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