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六年九月十五，初秋的习习凉风从洞庭湖面杳杳而来，吹得人神思缱绻、意游天外。
此时，洞庭之滨的巴陵郡，山重水阔，景物毓秀，整座城气象焕然，得益于一位被贬至此的官员，他是滕宗谅，字子京。这一天，或许是秋风太过清爽，惹得他从劳形终日的案牍中偷得半日闲，携友人一起登高望远，去处就是那座刚刚修缮落成的岳阳楼。
滕公何许人也，原甘肃泾州知府。因何到此，因“泾州挪用公款案”辗转被贬至此。这才有了范仲淹笔下《岳阳楼记》开篇“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千百年来，流落至此的迁客骚人一重又一重。在中国古代史中，那些遭流放罢黜的身影，似乎总是钟情山水，或自比或借喻，退避热闹的人群之后，意欲在山川湖海、花草树木间寻找慰藉、安放心灵。
而岳阳，这片衔远山、吞长江的土地，因其独特的灵性，有男子之伟岸、有女儿之柔情，总能让那些跌跌撞撞的心灵就此安稳停靠。屈子、李白、杜甫，他们都曾在此诞生一篇篇瑰丽的文字。看着眼前的洞庭大观，一些人怅然生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之感，不禁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也有些人却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难得把酒临风，喜气洋洋。
那么，谪守在此的滕公，他的眼里又是怎样的景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借古仁人之口，道出了这位贬官的心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个常人要戒律自己抵达这种超然的境界，是何其不易。那日范仲淹先生绝不是一时灵光乍现才写下这样的句子，他凝视着斜倚栏干极目远望的滕公，心里就有了答案。
《岳阳楼记》这篇短小的文字，绝不是一个附庸风雅之人于闲暇无聊之日登楼望远，写下的几句牢骚与所谓抱负之语。它是饱蘸深情的，它是欲语还休的。范先生以一种文人的委婉方式不惜借古仁人之口，道出了一个男人存于世间应有的作为。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撑，《岳阳楼记》才不至于沦为一纸空文，才经受得住历史的风浪涤荡，流传千古，让无数的后人叩首、仰望。
《岳阳楼记》的灵魂从来都不是这座楼，而是人，是以修缮这座楼为首的从汹涌随波的人潮中黯然走出的“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的人，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很多，但他们却格外珍贵。
范先生在文章开篇毫不避讳地说，才一年的时间，滕公就让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以范先生的地位，他无须去恭维一个小小的郡守。滕公在巴陵郡一共待了三年，在这三年中他一共做了三件事：承前制，重修岳阳楼；崇教化，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拟筑偃虹堤。三年治政，成就三件大事，此君足矣！同朝史学家司马光也不无赞赏，说他“治为天下第一”。
得此盛赞，他有足够的资本“以物喜”，但他不能！那日岳阳楼修缮落成，滕公只是“痛饮一场，大恸数十声而已”。一个男人内心是受了多大的煎熬，才能在烈酒的激发下，失控又隐忍地发出数十声恸哭。“负大才，为众所嫉”，悲矣！
庆历七年，滕公受命调任苏州。离开岳阳只三月余，时年56岁的滕公不幸病逝，他生命最后的注脚或许不应是苏州，该是岳阳。《宋史》中以一段平静的文字评定了他的人生，“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
当年因“贪污”获罪被贬，死后却“无余财”，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多么不诚实的玩笑。
历史中总会有那么一些遗憾，一些光照千古的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却活得如此黯淡。
滕公，对那个时代而言或许不过是个小小的不幸，可对岳阳楼、对岳阳而言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福分。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数十年奔波仕途、心系天下，人生境遇的起起伏伏一一领略，范先生在岳阳楼上表达了一个“士”应有的处世态度。一旁的滕公注视着眼前这座还需继续图治的城府，浑然想不起内心无法言说的苦楚，他顾不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范先生调侃道：“老滕，是进亦忧，退亦忧，然何时而乐耶？”
滕公这才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但笑不语，又添了一杯酒，敬眼前这位知己。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真是酒后吐真言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