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文革乍起 辍学务农
1966年７月，我接到中学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着：“季银泉同学：你已被如东县马塘中学录取。具体报到日期，请等通知。”于是，我就天天等天天盼，希望早日拿到入学通知。谁知这一等，就等了近两年。原因很简单：简称为“文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三学生在学校大闹革命，根本谈不上毕业离校；老生不走，新生自然进不来。
一、目睹运动初期马塘小学的文革
小学毕业前夕，我曾亲眼目睹运动初期所在学校的文革。
前面提到的周老师，名周景新。不幸的是，他出生于地主家庭，性格又十分单纯、直白、外向。小学六年级时，文革乍起，所在学校的文革首先冲击到他。
周老师夫妇都是镇小学的老师。他们的宿舍，在我们教室的后面，中间隔着一排教室。运动初期，不知是什么人发动了对他的批判。我没有参加过针对周老师的批判会，但却亲眼目睹了学生对他的书面批判。一天，我随其他小伙伴，来到周老师夫妇宿舍的门前。看到的情景是：周老师夫妇的宿舍只有一间房；其房间的墙上、门上、窗户上、家具上，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字报与小字报，其中多为小学生随手写的小字报；这些大、小字报上写的，大多是“打倒地主分子周景新”、“周景新，毒蛇精，搞复辟，要害人”之类的“文革式”标语；周老师夫妇惊魂未定、卷缩在宿舍角落。
不久，上级将周老师夫妇调离镇小学，将他俩调到东边不远处的乡村小学。再不久，周老师的夫人惨惨地离开了人世。至于周老师夫妇去乡村小学后，是当教师，还是打扫厕所，我就不得而知了。
二、第二个劳动开端
前面说过，10岁左右时，我就开始打猪草。那是我的第一个劳动开端。
小学毕业后，由于一时无学可上，我就主动随其他小伙伴，开始参加生产队的的田间劳动。这是我的第二个劳动开端。
当时的我，不到12周岁。由于年龄较小，我所参加的田间劳动，以锄草、种菜、拔菜、打谷等项目为主。这期间，我学会了许多基本的农活儿。
我记不清生产队给我记了多少工分，似乎比成年的妇女少得多；而成年妇女的工分又比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成年男子少得多。一个成年男子，多的时候，一天能挣到10个工分左右；活儿不多或不重时，也能挣到六七个工分。而妇女每天的报酬，大概为５至７个工分。我的报酬，似乎是每天两至４个工分。
每到年底，生产队会进行“年终决算”。会计首先算出全队一年的总收入与净利润，再计算工分总数，由此推算出每个工分值多少钱。通过当年的“年终决算”，人们就会知道所在生产队一个工分会折算为多少人民币。如果年终结算后得知每个工分值１元钱，那么一个成年男子，最辛苦时，一天能挣到10块钱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的收入了。我所在的生产队与周围的生产队，由于是镇郊的“蔬菜大队”，如管理到位并且年景较好，一个工分能决算到1.3元以上；年景不好时，最低也能决算到６毛钱左右。而其他以种植棉花、水稻为主的典型的乡村生产队，情况一般都不会好。在那儿，一个工分能决算到两毛钱以上，就算很不错了。最糟糕时，一个工分只能决算到两分钱甚至更低。
这段因文革而辍学，在生产队从事职业性体力劳动的时间，长达20个月左右。
三、参与无电时代的农耕
顺便说一下，尽管在镇郊结合地带，我辍学的时代，生产队还没电。当然家里也没电。街道里，似乎多数人家没电。
收获季节的打谷，人们先是完全凭体力掼打；后来有了脚踏式的半机械化的打谷机，这打谷机的动力，来自打谷者的腿脚；再后来有了以柴油机为动力的打谷机；到了七十年代，才有全电动的打谷机。这四种打谷劳动，我都参加过。此外，我还学会了用连枷打谷。
至于抽水灌溉农田，无电时代有三种抽法：一是依靠畜力，让上了架、蒙住眼的耕牛在“车篷”内转圈，拉转木制的水车，将河里的水抽到水渠中。赶牛者，手拿一根竹鞭，跟在水牛后面走。二是使用同样的装置，以人代牛（６至8人一组，轮番上阵），以木杠撬动转盘，劳动者推着木杠，在“车篷”内转圈，人们称之为“推水”；三是以较小的脚踩式装置代替前两种磨式装置，人们称之为“车水”（通常４人一组，轮番上阵），这种方法成功地利用了劳动者的体重，效率更高。采用人力方式时，由于属于无法长时间坚持的极端的重体力劳动，故常常由一个小孩，以文蛤壳为计数筹码，计算水车叶片转动的圈数；达到一定圈数后就换人。换下的人，在一旁休息（有时会吃点什么，以重新填饱肚子），为下一轮上阵积蓄体力。“推水”或“车水”时，劳动者会打着十分高亢的劳动号子，以振奋自己的神经，驱赶疲劳。那时由于我还小，只偶然尝试过“推水”与“车水”。不过我曾正式端坐在一边，充当过计数者。后来先后有了以柴油机、电为动力的水泵，那些旧式抽水装置逐渐成了历史文物。
旧时，我家曾有磨面用的人工圆“磨”（工作时至少需要两人）、舂米用的脚踏式“兑”（长度大约两米五左右）、三米多长的大木梯等物事。小时候，我曾多次参与与上述三大件有关的体力劳动。如今，“磨”与“兑”早就不见了踪影；而老旧的大木梯仍然健在。
四、开始博览群书
我曾说过，我这一辈子，读了很多的书，教了太多的书，写了许多的书。而这一切，都以博览群书为起点。数年前，南京一位美丽的女性高知曾当面揶揄我，说我是个饱读圣贤书的“柳下惠”；其实，我读的书十分庞杂，其中圣贤书占的比重并不大。
街道里，一个姓“余”的爱好藏书的同龄小伙伴，办了个非正式的书籍中转站，任何人都可以到他那儿去借书，条件是将自己的书投放到他的中转站；不过，如果你自己没有书，到他那儿去借书，只要是熟人，或者他知道你的家庭住址，他也很乐意借给你；当然如果借阅的时间过长，他会上门找你，要求你迅速还书。因文革而被迫辍学期间，我所读的书，大多是从他那儿借来的。
这期间读过的书，不少已忘记了，但还记得不少。
首先。文革开始后，有关部门颁布了解放后出版的“60部毒草小说”书单。也许是由于逆反心理吧，我得到“60部毒草小说”书单后，开始逐一阅读这些小说。在这“60部毒草小说”中，至今仍有较深印象的，有《青春之歌》、《红旗谱》、《苦菜花》、《红日》、《三家巷》、《上海的早晨》、《暴风骤雨》等。与这些书类似的书，也读过一些，如《迎春花》、《逐鹿中原》等。
其次，这期间我逐一阅读了中国的四大名著。记得当时很喜欢林黛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似乎越来越不喜欢这位美丽、多病、闻鸡生气见月伤心、小心眼儿的才女。
再次，读得最多的，大概是古典白话小说。这期间，我读过《七侠五义》、《三侠五义》、《小五义》、《封神演义》、《包公传》、《济公传》、《彭公案》、《施公案》、《玉蜻蜓传》、《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说岳》等。上述书籍，当时还没有简化字版本的。借助有关阅读，我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认识了繁体汉字。读到后来，几乎没有我不认识的常用繁体字。
第四，读过一些来自说书人或其他艺人的话本，如《武松传》、《鲁知深》等。
第五，读过一些儿童文学作品与众多的连环画，印象最深的是小说《刚满十四岁》、《草原小姊妹》。
第六，这期间也读过一些外国文学名著。读得最认真的，似乎是高尔基的作品；但最值得一提的，是具有一定记实与自传色彩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从一个贫困家庭的普通男孩，逐渐成长为具有百折不挠意志的老共青团员、红军老战士。最后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故事写成小说，鼓舞人们为自己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保尔·柯察金的人生经历，与小说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相仿，换句话说，保尔·柯察金的人物原型，就是作者自己。
起先，我是从我姐那儿拿到这本小说的。那是一本已经残破不全的旧书。我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这本书。后来，我终于找到一本不缺页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总算读全了这部名著。
这是一本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书。我曾一遍又一遍朗读和背诵这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我这一生，虽然没有保尔式的红色理想，但却一直希望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此生没有虚度年华，无怨无悔”。在那以后的岁月里，我先后数次遭遇较大的人生挫折与危机。每当遇到较大挫折与危机时，我就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会重新凝聚勇气。当由于挫折，心中产生轻生念头时，书中描写保尔自杀的这段话就会出现在脑海：“枪口轻蔑地直视着他的眼睛。他把手枪放到膝上，恶狠狠地骂了起来：‘这算什么英雄，纯粹是冒牌货，老弟！任何一个笨蛋，随便什么时候，都会对自己开一枪。这样摆脱困境，是最怯懦、最省事的办法。生活不下去就一死了之，对懦夫来说，也不需要更好的出路。你试过去战胜这种生活吗？你尽一切努力冲破这铁环了吗？你忘了在诺沃格勒―沃伦斯基附近，是怎样一天发起十七次冲锋，终于排除万难，攻克了那座城市吗？把枪藏起来吧，永远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此时，我会想到：保尔是由于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不能继续为自己崇高的理想而奋斗，才产生自杀的念头；最后他战胜了自己的怯懦欲望，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取得人生的更大成功。难道我的生活，比保尔还艰难吗？
由于白天要从事田间劳动，家里又没有电，我的阅读常常是在夜间进行的，照明工具是煤油灯与蜡烛。有时，我会读到夜里两点钟左右，甚至会读到东方发白。
由于读书，辍学的这段近两年的时光，我并没有白白度过。苏霍姆林斯基说过，阅读能提高孩子的智力，使其成为优秀的学生。我认为我后来学业的进一步优异，与这段时间的阅读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写于2018年上半年
校定于2021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