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于1859年，刚一出版就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承认，于十三年内加印六次，达尔文本人也当之无愧地成为进化论的奠基人。

但是，在1858年，还有一个威尔士人提出了进化论的雏形，他叫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当时华莱士正位于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小岛上，身患疟疾，高烧不已，似梦似醒之间，他考虑的是这十年来在亚马逊流域以及此时身处的印尼群岛观察到的丰富物种，以及这些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是如何形成的。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潦草地写了一篇四千字的论文，寄给了远在英格兰的同事查尔斯·达尔文，以征求他的看法，看看是否值得寄给学术期刊发表。

收到论文的达尔文大吃一惊，简直是目瞪口呆，华莱士关于进化的观点与他不谋而合，在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达尔文一直致力于物竞天择自然选择的理论证明，只是这个论证太庞大，还没有最后定稿。而如果此时华莱士以论文的形式单独出版，则无疑是以微弱的优势抢占了先机。最后在其他科学家的建议下，华莱士的论文和达尔文的调查结果概要，一起被送到伦敦林奈学会，而两位作者都不在场。

乍看之下，这是一个平手的局面，谁会成为最终的奠基人还不明了。但在这之后，华莱士大病出愈，继续进行漫长的岛屿探险，而达尔文则加快了这一理论前进的步伐，发狂似的投入到研究工作中，结果就是于1859年付梓出版了《物种起源》。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华莱士还因自己在进化研究领域内的原创观点被接受和认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淡忘了他对进化论的贡献，直至到了今天，提起进化论已经没有人再会想到华莱士。

看来上帝为了确保自己的想法能够真正落实到人间，也要广发英雄帖，因为祂也无法保证究竟谁才是最后的签约人。总会有不可预测的情况发生，总会有无法预料的事情出现，万一像华莱士一样病倒在床无法继续研究呢，万一像达芬奇这样的天才就愿意把创意悄无声息地停留在草稿纸和笔记本里呢。上帝也不敢把鸡蛋全部放进一只篮子里，只好向数位具备基本条件、具有相同资质的聪明人发出要约邀请，以保证结果不被落空，最后能真正的落地成形。而后面的进展取决于有意缔约方的“事在人为”，拼速度也好，比耐力也罢，一锤定音还是精耕细作，这都是上帝不予插手的领域。

所以，如果你觉得受到灵感激荡，碰撞出一丝思想的火花，小小的激动和窃喜一下就可以了，不要一味沉寂而不可自拔。上帝沿着海岸线撒播了一路种子，既然捡起了，就要从接受挑战决定着手的那刻起，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不吃饭的时候就不吃饭，完成它，然后放下。毕竟在马拉松赛场上能坚持跑完全程的人很多，而撞线的只能是速度最快的那一个。

说到这里，就要再讲回华莱士。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后，他并未因此而感到委屈或愤恨，而是继续留在马来半岛进行探险，足迹几乎踏遍所有岛屿群。1862年华莱士返回伦敦时，采集的标本共计十二万五千件，涵盖甲虫、无脊椎动物、鸟类、哺乳动物、两栖类动物、爬虫类与鱼类，这批标本至今被认为是史上最重要的采集收藏，成为他本人以及后人继续研究的原始资料和论文基础。他在生物地理的成就更是卓越斐然，于1876年发表了《动物的地理分布》，由此确立了身为现代生物地理学之父的地位。除此之外，华莱士与妻子相敬如宾，生活美满，一直以投资、演讲和写作为生，撰写的游记更是精彩纷呈，而且他兴趣广泛，从催眠术到招魂术都有研究，以至于他有一个新的研究结论，认为人类被排除在自然选择过程之外，其他星球上亦有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到了晚年，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园艺，以九十岁高龄安详辞世。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谁又能说华莱士这样的人生不是幸福。

成败和得失这样的判断在宇宙宽广的视野里没有意义，不计成败，不计得失，以轻松愉悦、充满感激的心态接住上帝抛来的橄榄枝，相信祂的眼光和判断，这也是天赋所在的根本意义，既没有无谓的生命，也没有虚度的光阴，更没有浪费的努力。有人说，情怀是“过期的凤梨罐头，不过期的食欲；过期的底片，不过期的创作欲；过期的PLAYBOY，不过期的性欲；过期的旧书，不过期的求知欲。”简单说就是一种活生生水灵灵的状态，人生走到最后就是交出情怀这张卷，捡起你该捡的，完成你该做的，如果每个人都能顺意而为，顺流而行，生活可以很知足，很踏实，很惬意，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