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新年第二本书，黄仁宇先生写的《万历十五年》。不是那种大部头的巨著，一共也就200多页的一小本书，却让人在读的过程中不断地停下思考、体会，前前后后地来回翻阅，反复读了两遍，仍然觉得有很多地方值得细细揣摩。

《万历十五年》，从公元1587年这样一个貌似平淡无奇的小切口入手，正如开头所说的那样“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 “风起于青萍之末”，就在这平静之下，却隐藏着大明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命运转变的伏笔。

万历皇帝，在主政初期，也曾精神焕发，励精图治。他深知文臣集团只要意见一致，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因此在形式化的统治中，充分表示了他的诚意，热心参与各种典礼，认为足以策励臣工。可这种让步，在越来越强大的文官制度面前，让他越来越倍感束缚，出巡受阻、练兵被谏，立储被逼，他的自尊受到伤害，但又无奈，那些所谓清流言官正巴不得被皇帝廷杖或是罢黜，以获得“忠臣”、“直言”的美誉。既如此，他发现了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极抵抗，而这一消极怠工，竟占了在位48年的大半，足足持续了三十年。而彼时，欧洲资本主义已奋起直追，白山黑水之间的新生力量也已在磨刀霍霍。

张居正，被誉为千古一相，以锐意改革著称，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但这些改革是以他一己之力，在严苛驱赶着整个大明王朝的官僚机器下实施的，这样的严苛注定了改革无法长期有效，而最终无疾而终。而他本身对人严苛，对己放纵，更大大激起了上至皇帝下到小吏的不满，也让张死后遭到抄家夺名、儿子自杀的清算。身后众人对张评价不一，作家当年明月的评价：“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

相比于张居正的大胆激进，申时行是一个谦虚温和的人。申时行在文渊阁八年，被人批判是一张白纸的功绩。然而一张白纸的功绩不就证明国家一切都已纳入规范，机构运转正常吗？在他看来，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这八年申时行一直在扮演着自己和事佬身份，更多的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原则，在努力调和皇帝与廷臣之间的关系。他信奉的是“ 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他为首辅年间天下太平，这个太平宰相不是一般人能够作到的，这就是申时行的过人之处。然而这种长期和稀泥式的为政之道，给人首鼠两端的不信任感，也导致了最终被迫辞职家居，追思往事聊以此生。

这一年，将星陨落，抗倭名将戚继光去世。在戚继光调任浙江的时候，东南沿海迭经倭寇蹂躏，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地（这一幕在鸦片战争以后又多次上演，只不过倭寇变为列强，大明变成满清）。在这种情况下，戚继光展现出其天才的将领风范，组建新军“戚家军”，编撰《纪效新书》，赏罚分明，提振军队士气，肃清倭寇根据地。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他从来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做到至矣尽矣。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人，在那个文官治国的时代，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而随着戚继光的去世，大明帝国失去了将它的军队施予最低程度的现代化以图在新时代里生存的最后一次机会。

也是在这一年，刚直不阿、不畏强权、清廉贫苦的海瑞死了。海瑞，似乎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不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是以最大的热情尊重法律，严格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假设老先生身处一个法制健全的现代社会，他无疑应该是治国之栋梁，最佳的执法者，然而在万历的那个时代，法制尚未完全建立，而已建立的制度并不适合社会实际，他最终没能看破官场的阴阳之道，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哀，注定了作为一面旗帜，一个摆设的悲哀，屡任闲职，一身抱负无法施展。

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心学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李贽。他继承心学主张，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指斥道学家们 “阳为道学，阴为富贵”，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察觉到自己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别人也是如此，但他不能放弃孔子所提倡的仁，只好在形而上学中寻找安慰，即至善则无形，至善之境就是无善无不善。他提出的一个大胆的结论是，一个贪官可以为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值得后人深思。李贽毫无忌惮的向社会公开挑战，是地方官绅不能容忍的，最终万历皇帝朱批：李贽应由锦衣卫捉拿治罪，著作一律销毁。被捕入狱后，李贽用剃刀自刎，死前写下：“七十老翁何所求！”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了它发展的尽头。一个国家的兴衰，实在与制度有太大关系，而非个别人力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了的，在这个历史的瞬间，衰落已经发生，而替代它的新的力量，正在此消彼长中强大起来，不可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