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画面感捕捉精彩的瞬间，还有一类追光是“我”特别喜欢的——作者用自己的笔触照亮了一个被忽视的领域。
这类书在“社会学”领域非常常见。作者深入地、近距离地进行了“社会调查”，在他们的描写、分析和研究下，很多以前未曾见过的真实景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这样的书常常会对我们的观念造成极大的冲击。
比如深圳有一群“三和大神”。他们不去工厂上班，只愿意做“日结”的工作，有钱了就去网吧打游戏，没钱了就去睡大街。在“我”原本的认知里，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混吃等死”，这样的人就是“没出息”。
直到看了田风、林凯旋写的《岂不怀归》，“我”才知道这种认知是多么没有同理心。
“三和大神”们确实过那样的生活，但问题是这既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也不是他们在谁逼迫下做的选择，而是多种社会因素组成了一张网，他们只不过深陷其中，无力挣脱而已。
即便收入很低，三和青年使用手机购物和支付也是普遍现象，但手机并没有帮助他们连入世界，反而更像是帮助他们脱离了这个世界和时代。
他们在手机上自娱自乐，在手机上消磨时间，在手机上完成工资结算等等。手机的存在让三和青年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程度下降了很多。工作以及吃穿住行的大部分行为都可以用手机实现。
而手机最初的功能——联通世界，联系家人，联络感情反而被忽略了。大概是因为三和青年连接外部世界的需求已经下降。他们有时主动逃避外面的世界，甚至躲避家人，其原因可能是感到羞愧，或害怕家人担心。
——田风、林凯旋：《岂不怀归》
除了手机之外，让“三和大神”过上这种生活的还有很多因素。比如深圳天气暖和，让他们露宿街头成为可能；比如这个时代物资分配，让他们可以用40元的生活成本过上一天，吃两顿面，喝一瓶水，加上一个15元的床位，还能有几块闲钱用来买彩票；比如物流发达，让他们可以获得很多物流行业的临时工作；比如围绕他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服务链条，过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明显的不便；又比如他们扎堆生活，身边全是处境类似的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足可自安。
这是一张何等绵密、温柔又残酷的网啊！
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没有外部因素介入，我又有多少力量能破局而出？这本书的名字叫“岂不怀归”——“难道我不想回家吗”——简直就是对“我”原先看法的质问。
这时候“我”脑子里冒出来的是《了不起的比尔盖茨》开篇的那句话：“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那些优越条件。”
再比如，我们都知道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帮助穷人。穷人不被金钱困扰，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但是我偶然看到了德国人瓦尔特·伍伦韦伯写的《反社会的人》，其中有一个段落让我大跌眼镜。
年轻人在纽克尔恩这个德国最著名的贫民居住区的运河上划皮划艇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俱乐部为此会定期去纽尔克恩区（贫民区）的各所学校做宣传。让11~13岁的孩子观摩影片，还在训练机上测试他们的力量。但其中的大部分都会在一个星期后打退堂鼓离开。而坚持下来的少数几个也会在一两个月之后被送回家去。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交不起俱乐部会费？
“原因不是这个。”这位负责人变得吞吞吐吐，显然他对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感觉有些尴尬。“我越来越觉得如今的下层阶级不适合参加皮划艇运动。”
在皮划艇运动中，绝不允许有人任性而为，八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扰乱了全队的节奏，整船人都得掉进水里。一个队员缺席训练，其他的人就只能在岸上无所事事。赫尔曼说：“让人寒心的是，这些孩子虽然有意愿，但他们确实没法做到。”
——<德>瓦尔特·伍伦韦伯：《反社会的人》
穷人的孩子没有办法参加皮划艇运动，居然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因为不能守纪律，甚至是因为不能按时起床。至少在这本书说到的场景里，贫富差距问题仅靠简单给钱已经无法解决了。
在《反社会的人》里，“我”还看到了一个更加残酷的现实：德国经济一旦好转，穷人街区的状况就会变得更差。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穷人区到处都是垃圾、人尿、狗屎、破旧的啤酒瓶，环境恶劣到了极点。一旦经济好转，那些暂时因为经济形势不好而找不到工作的人就有工作了，一旦挣到钱，他们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搬家，彻底离开这个地方。而这些人也是贫民区中最有上进心的人：他们可能是耐心的足球教练，是邻居当中的热心人，或者是大家闹矛盾时可以去找来评理的人。他们一旦走了这个街区的状况就会进一步恶化。
要是没有《反社会的人》这样的作品，我们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看到德国穷人街区的真实图景。钱似乎不是唯一的原因，事情远比我们认为的复杂得多。
费孝通先生有一本《江村经济》。这是老先生的成名作，也是国际上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的里程碑。很多年内，“我”都没有真正的翻开它。
事后反思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觉得这是一本学术作品，或许很枯燥。
第二，费孝通的社会学理论，最知名的不就是“差序格局”吗？我已经粗之其大略了，为什么还要去读原著呢？
但是后来真的翻开它，“我”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村庄店铺不能满足农民全部日常的需求。例如村里没有地方卖盐和糖这样的重要物品，这些东西必须由航船去买。
航船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作为消费者的代购人是不赚钱的。同样，乘客也不付船费，城镇店铺给航船主的礼物远远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只有在充当生产者的销售代理人时才得到报酬。
销售货物需要更多的技巧和有关市场的知识，农民不一定具备。因此他们出售产品时需要依靠航船主。后者经常与城镇里的收购商品的行家保持联系。他了解各个行家的情况。行家与不同的商人或纺织厂相联系，他们收购货物是有挑选的。生产者为了出售他们的某种产品，应该知道与那些有关的收购人保持联系，这是很重要的。
此外，在收购生丝的时候，有一种已经被收购者接受了的习惯做法，即允许生产者在丝里加一定量的棉花和水以加重份量。但如果超过惯常的限量，收购者便要扣钱。扣的数量比外加份量的钱更多。因此生产者需要就这方面的业务与内行的代理人商量。
——费孝通：《江村经济》
上述这段话记录了那个时候中国乡村一种奇特的“航船”制度，它迥异于我们熟悉的那种“市场经济”，交易多方之间没有清晰的权责边界，但是居然能正常运行在约定俗成的习惯中。
百年之后的今天，这个场景早已消失。如果不是专门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似乎也不必深究这段材料。
但看在“我”眼里，还是有一番深自警醒的感触：真实的民间经济网络，原来不像经济学教科书上写的那么黑白分明，它们古怪、复杂，但又自有其合理性。
这种社会调查类的书在阅读市场上非常吃亏。即使名气非常大，也很少有人认真去看。因为它往往给不了清晰的认知、简洁的结论，甚至无法被人兴致勃勃地转述。它们只是把真实社会的原生复杂性摊开给读者看。看多了之后，对现实的敬畏感会一点点地在我们心里滋生出来，从此我们对不了解的事物不再敢妄下断言。也许这样的书才是人格养成最好的养分。
读书是为了明理。
但是读了太多“道理分明”的书，反而容易把自己的头脑格式化为黑白两色。
乔恩·威特在《社会学的邀请》这本书里说，社会学有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照自己做的那样去做？第二，为什么我们会照自己想的那样去想？看来我们的所思所行并非尽合天理。
幸好还有这样的书，像闪电划过夜空，帮我们照亮真实社会的纹理。帮我们治愈因知识而导致的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