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散文集《走出村庄的人》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目前还有部分签名本，期盼你的支持。
看到东山的白玉枇杷黄了，也看到西山的青种枇杷熟了。那些圆圆黄黄的枇杷果，似瞪着一只乌黑的眼睛挑逗着我的味蕾，奇怪的是舌头竟然没有湿漉漉、酸溜溜的滋味在揉搓，心头倒似有块石头压着，不想说话。
我的面前便有了一幅画。
老家的枇杷，黄了没有？打电话问母亲，她一个劲地问我有什么事。扯着嗓门连问几句都是这样，她还怨我声音太小，听不清楚。我便愈发苦闷。
母亲身体还不错，吃饭喝酒也一如以往，唯一这听力愈来愈差。听力差我的视觉就差，只好反过来想想，他听不到我说什么没关系，只要我能听到她的声音，听到她还是很清晰干净的语音也就满足了。
父亲走后，留下她一个人导在老家，一遍又一遍地打扫门前的场地，擦拭家里的桌椅，像一棵枇杷树支撑着一方空间不被塌陷，不留下空白。
五一回去的时候，我见到那棵枇杷树的，它静静地立在母亲门前的场地边，为我的车子遮挡出一片阴凉。我一抬头，就见到宽大肥厚的叶间、泛着浅绿的枝头，都有躲着藏着青涩如七月棉桃的果实，它们好像还没有蜕变的迹象，如同田野中的麦苗在等待足够让自己成熟的能量。
三年前也是五月初我回家尝过枇杷的呀，时节没差几天。就是那次我第一次知道家里有棵枇杷树。以前脑子里一直印着的是二十几棵粗壮挺拔的香椿。买车那年，我外出二十多年第一次回家过中秋节，发现树叶上树干上，地上墙上都是蠕动着的毛毛虫，看得心里想吐，头皮发麻。第二年香椿树就被父亲卖掉了，前面开了一块小菜地，靠西边也零星栽了几棵树，我没注意到栽下的还有果树，七八年的时间，一棵棵树苗都有胳膊粗细。而栽树的父亲变成了一张画挂到了墙上。
记得那次我回去时，径直将车开到树下，听到头顶上有一阵“嗵嗵”的、像是棒槌落在鼓面上的敲打声。下车后看见车顶上有一蓬树叶纠缠在一起，黝黑的树枝间挂了串串浅黄色的枇杷果。听到车子声响，母亲赶过来，她摸摸车身问我，车没碰坏吧？非常心疼的样子。我说青枝嫩叶碰一下没关系，枯了的树枝划过就有痕迹了。
第二天准备返程，我再一次回到村庄，去取母亲准备好的鸡蛋，新鲜蔬菜。停车时感觉这棵枇杷树一夜之间长高了，没有那种车子钻进去的压抑感。原来是母亲将成熟的枇杷摘下，伸向场地中间的树枝被拽吊向上面的树干，像两根斜斜的罾绳。
这两年我没在五月回家，总有着这样那样的错口，往往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人和事。五月不回去，家里只有这些树啊，鸡啊，菜地陪伴着母亲，也就没有品尝家里的枇杷果了。在他乡，水果超市里展示着春夏秋冬，也展示着各地的风情。我却没买过一粒枇杷，我已经忘了它的甜，只记得它的酸，丝丝缕缕，欲断还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