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其历史悠久。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书籍中，就含有对偶因素的句子，它们是对联的雏形。
例如《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老子》中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论语》中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在汉赋及魏晋南北朝盛行的騈文里，句子更是“奇偶相配”。
隋唐以后，律诗兴起，其颔联、颈联都是对仗的，单抽出来就是一副对联。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就是从唐代律诗中分化出来的。
对联的另一个来源是集句。把原来各不相干的词句按照一定意义集在一起，恰成对偶，沈括《梦溪笔谈》说，王安石曾摘“鸟鸣山更幽”对古人诗句“风定花犹落”比原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更妙，因后者上下句只有一个意思，而前者上句是静中有动，下句则动中有静。
关于集句，苏东坡说：“天下无语不成对”，“世间之物未有无对者”。他曾举了唐朝的两个例子：一是刘蕡被斥，士人不平，说“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表示心中不安，而在这之前，西汉时有人说过“雍齿且侯，吾属何患”这样的话，把两句话放在一起恰成联语；一是太宗曾说“我见魏征常媚妩”，后来德宗又说“人言卢杞是奸邪”，二者对起来也很合适。
一般认为，后蜀国王孟昶所作“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春联，是传世的第一副对联。然而，此说还值得商榷，因为有记载表明，早于它，已经出现了扇联。宋代和尚文莹在《玉壶清话》中说，后唐范质遁迹民间时，曾在素扇上题写一联：“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
”扇上写对联，在五代时似非个别。再说，后蜀宫中的春联里，孟昶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也决非第一副。据《宋史、蜀世家》等记载，每到除夕，孟昶便命学士在桃符板上题词。后蜀降宋的前一年除夕，只是对学士幸寅逊的题词不满意，才亲自题写了这一副。它如此出名并非由于它是首创，也不是因为艺术水平高，而是宋人认为它是谶语，预示了宋将灭蜀（孟昶降宋后，吕余庆任成都府知府，长春又是宋人的所谓“圣节”名），所以广泛宣传，抬高到第一联的地位。关于此联，黄休复在《茅亭客话》中讲道：后蜀桃符对联出于孟昶太子之手，作“天垂余庆，地接长春”。这也是一种说法。
入宋以后，对联怎么样日见发展起来，此事至今尚不太清楚。早期的对联，实物很难保存下来，书籍中的记载也不多，人们只能从一些散见的资料中略观其概况。
北宋的第三朝皇帝真宗赵恒，曾把当时传诵的十联诗句，写了贴在屏风上，这是继扇联、春联以后出现的一种新联。到了北宋中期，有记载说，韩绛（康公）宣抚陕右，太守设宴招待，并委托司理参军蔡持正作一联相赠，置于侯馆，联曰：文价早归韩吏部，将坛今拜汉淮阴。这又是一种新联体。
后来，韩绛死时，苏子容（名颂，天文学家）写了挽词：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称颂他得解、过省、殿试都荣获第三名，在熙宁年间先后出任枢密院副使、参知政事和宰相等职。《石林燕语》记载此事，人们认为这已经是标准的挽联了。和苏子容同时的苏东坡也写过挽联，如挽侍女朝云：“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其中嵌入朝云暮雨两个侍女名。挽联而外，据记载，东坡还作过春联、题赠联、楹联和扇联等。《冷斋夜话》的作者惠洪和尚，在詹耳（今海南岛）曾见东坡赠姜唐佐联：“张睢阳生犹骂賊嚼齿空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又在望海亭，见柱间有：“贪看白鸟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暮湖。”想亦东坡流放海南时所作。广州真武庙里，据说也有东坡手书的联语：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有降龙伏虎手段，黾蛇云乎哉。不知确否。
北宋末宣和年间，有人把四川眉山诗人唐庚的名句：“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用来作门联，这是日常用对联傍门的先例。
南宋初年，金军攻破建康（今南京）通判杨邦乂威武不屈，咬破手指用鲜血在衣襟上写了十个大字：“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这是言志联的先例。
南宋绍熙五年，朱熹筑沧州精舍，曾自书一联：“佩韦遵考训，晦木谨师传。”这是较早的书院堂联。
灯门联和寿联，在南宋也已经有了。《隐居通议》说，賈似道在扬州时，上元日命客摘古句作灯门联：“天下三分明月夜，扬州十里小红楼。”北宋孙湙《履斋示儿篇》载，黄耕叟夫人三月十四日生，吴叔经作联贺道：“天边将满一轮月，世上还钟百岁人”为臣民间寿联先例。
元代也能找到关于对联的记载。《濯缨亭笔记》说，元世祖曾命赵子昂（孟頫）书殿上春联：“九天閶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应门上春联：“日月广天德，山河壮帝居。”这后一联流传很广，直到清代，民间仍不断沿用。
元末红巾军的旗联：“虎贲三千，直奔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它既是一种新联的先例，又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到了明清，古代对联进入了全盛时期。太祖元璋重视对联这一工具，曾用它歌颂太平盛世，奖励臣僚。嘉靖年间，有了“应制”对联。此风到清康熙、乾隆年间最盛，当时两次编辑“万寿盛典”都有图绘一门，楹联附在其间。康熙五十二年，皇帝六十大寿，自皇宫出西直门达西苑路，沿途牌楼坛宇林立，处处必有楹联，而且都是出自名公大儒之手。乾隆年间，每逢皇帝大寿，都大搞献联祝寿活动。乾隆在七十岁时，还给自己写了一副寿联：“七旬天子古六帝，五代孙曾予一人。”当时，除寿联之外，殿廷用联、斋醮用联等等，也多有应制之作。皇帝从对联的水平上，可以考查作者的学识，奖誉佳联，这对对联的兴盛，也有一定的影响。
明代中叶以后，堂联也兴盛起来，当时著名文士王阳明，文徵明，陈道复，王宠等书写的堂联真迹，至今还能看到。《明清楹联》集有明、清书联一百副，其中有徐渭，左光斗，金圣叹，毛奇龄，朱彛尊，郑板桥，纪昀，孙星衍，黄丕烈，林则徐，吴昌硕。康有为等人的手书真迹。由此可以看出和想见当时楹联的丰富多彩了。
到了清代，可以说对联在形式上已经完备。清以前的对联多为二、三十字，到了清代，就有了成百上千字的长联。清末，四川江津才子钟云舫在狱中所撰的《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长达一千六百十二个字。
明、清两代，对联的发展达到全盛，主要表现在它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类对联都得到广泛的应用。家家户户以至各行各业都有了挂贴对联的习惯。寺庙道观，风景名胜地点，用它作楹联；日常交际中，人们用它祝寿、庆婚、哀挽、题赠！；文人学士用它写景咏物，言志抒怀；此外，还有“对对子”
活动，可以试智、斗巧、娱乐。
对联的全盛，还表现在有了专家和专著。明初，学士谢缙对对子的本领是众所周知的。清乾嘉以后，撰写对联的高手如云，成批出现，上层人物著名的如林则徐、俞樾、王闿运、樊赠祥、何绍基、纪昀、梁章钜等，他们能撰各种对联。有人说何绍基先后给人写过几千副楹联，没有一句雷同。在寒士布衣中名手也不少。清末，广州有个何淡如，是位贫穷的教师，他善长谐 联，被誉为“对联圣手”。专著的数量也很可观，有如《楹联丛话》、《楹联述录》、《楹联纵语》、《南亭四话》、《桃符缀语》、《巧对录》、《松崖对联》、《青城山楹联集》等等。在文人笔记之类的书籍中，有关对联的记载也很多。明清以来的书联真迹、专著以及散见的有关记载，对研究古代对联提供了资料。
随华侨足迹，对联还流传国外。这一具有民族风格的文苑小花，受到国外汉学家的重视。一八九0年，光绪皇帝大婚，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赠送的自鸣钟座上就刻有对联一副：“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天地合德，庆亿万年富贵寿康”。
清末，当中国社会开始民主革命以后，对联这一文体仍被广泛应用，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了新特点。
作为一种文艺作品，对联的内容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反映社会的生活和斗争，反映各种人的思想感情。从例联可以看出，“应制”联主要是歌颂皇恩，粉饰太平；文人学士的对联，大多是抒写闲情逸致，但也有发泄愤懑，揭示社会不平，反映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忠奸矛盾和总结历史经验的作品。
对联创作的又一次跃进，是在建国以后。反映出对联这一文体在新时期的生命力。
以上是对联的简要发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