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受活》《炸裂志》中的现实“荒诞”与“荒诞”现实

真实的生活在阎连科眼里是一种荒诞的存在。生活的无秩序，生活的混乱，使得作者运用夸张的手法，描绘出现实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背后也存在着作者理想的寄托。小说中的某些场景使读者感觉很荒诞，其实是因为阎连科与现实之间的紧张感促使其描绘的苦难过于直面。本文将以小说《炸裂志》《受活》来探究阎连科眼中的现实“荒诞”与“荒诞”现实。

1.1

现实的“荒诞感”

阎连科在小说里建构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现实结构，这些结构相似，而又不同。其实生活原本就有它自己的秩序,而作者只是在文字里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现实秩序。比如《受活》中作者臆想出的受活庄，以及受活庄里主事的茅枝婆、带残疾人出演的柳县长。《炸裂志》中一心想当上村长，带乡亲们扒火车发家致富的孔明亮。都是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特定的主人公，这些情节或对某些现实有所隐射，或与某些历史有所重合，但都有作家自己内在的小说现实结构，这些结构大体上比较相似，但也有诸多不同的地方。

《受活》看上去是一个夸张的故事，其实质却有一种令人惊异的真实。这种真实让人感觉到荒诞，是一种生活所不会发生的荒诞。小说表面讲述河南某县长柳鹰雀在看到苏联解体，独联体没有钱保护列宁的遗体。由于中国人有拜祭老祖宗的习俗，烈士陵园门票加上当地的消费，会是一笔巨大的收入。他就异想天开的去筹集一笔资金把列宁的遗体买到河南。柳鹰雀说服“受活庄”的残疾人组织起绝术团去演出，以补上购买列宁遗体所需的差额款项。这部作品其实反映了中国当今乡村想脱贫致富，而不得不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选择。因文中方言运用的较多，作者就通过“絮言"来改变文本的叙事结构，在正文之外对”异故事"进行讲述。通过每章后类似附注的形式将文本的封闭结构打开，让文本置身于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而《炸裂志》是一种结构寓言的写作，书中描绘的是炸裂由村逐步演变为直辖市的“炸裂”式的发展史和毁灭史，其中带有寓言色彩的孔家三兄弟。这种结构寓言写作表明人物不仅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更是一个空位，是作者事先的预设决定了人物的存在。换言之，人物存在的寓意，是由他在文中所占据的位置和作者想赋予他的象征意义所决定的。这种存在方式使读者联想到现实生活，这种联想莫名的产生一种不真实感，甚或是荒诞感，但确实是以一种或多种方式呈现出来的。

1.2

“荒诞”的现实性

“比如说小说中的荒诞性,我以为荒诞性恰恰就是现实性,是现实主义。”阎连科认为自己作品中的荒诞性表述恰巧就是现实发生的事情。中国的现实远比我们看到的文学作品要丰富、荒诞、传奇得多。其实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传奇性往往落后于生活，但很少有人意识到现实中发生的事情都比我们小说的故事更离奇，因为小说的这种文本使得人们有理由相信它的虚构性和荒诞性。其实它是一个真实的，真实到让你觉得小说写出来就和假的一样，真实到作家把发生的事情移植到小说中使人感觉很假。无论是《炸裂志》从其内容上来看，表述了在那个疯狂年代里真实发生过的，看起来荒诞的历史事件。还是《受活》所描绘的对残疾人剥削、对金钱的狂热追求。无疑，它们的主旨都是在控诉那个被时间所掩盖的，对金钱追捧，对人性摧残的恶行。从这个层面来看，它从头至尾都弥漫着浓浓的批判现实的气息。比如《炸裂志》中“当孔明亮为引进外资，特别是美资。不惜，让炸裂人见了外国人都要低头和哈腰、让路和鞠躬，孔明耀大骂他是‘叛徒’‘汉奸’‘奴相’时，孔明亮朝孔明耀吼道“经济是国家第一大事你懂不懂？”阎连科在孔氏两兄弟荒诞言语中，真正想揭示的是经济发展背后的原因，真正推动炸裂村“炸裂”发展的无疑是金钱的力量，政治化的手腕。再如这种对于金钱的狂热追求，以至于异想天开的举动，阎连科都通过夸张的手法将其荒诞的一面描绘出来，而这荒诞的背后是对金钱泯灭良知的批判。

而20世纪现代主义的荒诞更多的表现在生命意识层面，卡夫卡的《变形记》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了虫，不可能变成人，只有人的倒退，而没有人的升华。这种处境使得人越发的绝望。卡夫卡将读者带进荒诞的虫体世界，使读者逐渐接受荒诞框架中令人惊异的真实。这种真实性通过细节表现出来，一个为家庭疲于奔波的人最终变成了虫子，以至于被家人所厌恶，这个转变的过程是冷酷无情的，又是合情合理的。正如徐葆耕所说“人的异化导致人的自我价值的失落，除了自我消灭，没有别的生路，因此死亡是愉快的。”这是阎连科荒诞现实和卡夫卡荒诞现实所不一样的地方，但都有其自身的批判性，其背后的荒诞图景愈是荒诞绝伦愈是蕴含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痛心疾首，一种天真而锐利的失望，这失望背后是作者一种无力的批判。

1.3

荒诞”背后的人文关怀

阎连科小说中的现实是残酷的，是人们所不愿直面的现实。但在这些残酷的现实背后也有作者乌托邦的梦想。其实阎连科在对中国现实写作时,始终是以一种审美的眼光去认识现实生活，去看待现实中人们的生活。虽然在《受活》和《炸裂志》中看到更多的是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社会的不公，但正如阎连科所认为的，“面对我们民族没有宗教时,重要的不是我们文学如何去面对,而是我们如何表现我们对所有的人和世界的爱的胸襟。

”作者在文中也将这种爱，这种希冀寄托在主人公身上，在茅枝婆眼里危急时刻，生命比任何物质财富更为重要，受活庄的美好生活在苦难面前是乌托邦。虽然这个乌托邦曾经遭受过变故，但在茅枝婆心里，那个退社的愿望，那个重回乌托邦的梦想从没磨灭过。而这从另一面也恰恰说明在社会转型期的人们对物质世界的无法抵抗，对金钱名利的妥协，当然也有对突如其来变故的坚忍，这些阎连科都用细腻的笔触把人们的精神状态描绘出来，也把人们心中的乌托邦描绘出来。

作者：魏静

来源：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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