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飛機接連光顧，大有絕世佳人一顧傾城、再顧傾國的態勢。在這種時局裡，方老先生也認為兒子該出去找機會，所以讓鴻漸走了。在這四個月裡，從上海陷落撤退到南京，就如同大文豪洛高所說，把刺刀磨尖當筆、蘸鮮血當墨水，寫在敵人的皮膚上當紙。
疲乏垂絕的希望在披沙揀金似的要在消息罅縫裡找個蘇息處，鴻漸以為家人已經走失了，後來在陰曆年裡得知家人的消息，便設法花錢接他們出來，家人見面了唏噓對泣，方氏父子嚷著要買鞋子，他們在路上遇到兩個潰兵，搶走了方老先生的錢袋，還逼他們脫下了羊毛襪和絨棉布鞋，和他們的臭布襪子、破帆布鞋做交換。
方氏全家走個空身，只有方老太太的棉襖裡縫著兩三千塊錢的鈔票，沒給那兩個兵給摸到，同鄉的商人素仰方老先生之名，送錢的不少，所以方家可以重新撐持。鴻漸看家裡人多房子小，仍住在周家，隔一兩天到家裡請安。聽他們說明逃難時可怕可笑的經歷，敘述藝術的功力似乎講一次進步一次，但鴻漸反而聽一次同情就減少一些。
方老先生因為拒絕本縣漢奸的引誘，有家難歸，而政府並沒給他什麼名義，覺得他愛國而國不愛他，大有青年守節的孀婦不見寵於翁姑的怨抑。鴻漸在點金銀行氣悶得很，上海又沒多大機會，想到便到內地去。
陰曆新年來了，上海租寓公裡的寓公，擔心受恐夠了，現在國家並沒有亡，不必做未亡人，所以又照常地熱鬧起來。周太太想替鴻漸做媒，就是有一天鴻漸和周經理出去應酬，同席一位姓張的女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