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每次提到《祝福》，我最先想起的是这个场景。鲁迅擅长用文字拨动人内心那根恐惧的弦，这段文字很有恐怖小说的氛围。：一个归乡的知识分子，行走在原本熟悉而今却已经陌生的路上，北感觉什么人看自己都是异样的目光，气氛诡异，忽然只见祥林嫂曳着一根长竹竿，瞪着“我”一步步走来，“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简直就是中国版的僵尸！而后，祥林嫂又出乎“我”意料的问出一句“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如同来自地狱的问候，让人毛骨悚然。
有没有，这个问题“我”肯定是讲不清楚的，连鲁迅恐怕也讲不清楚吧，要是那么容易讲清楚人类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字了。但“我”可以猜一猜祥林嫂想要什么答案。于是，选择了说“大概有”，又招来祥林嫂两个问题：“那么，也就有地狱了?”“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步步追问之下，“我”终究落荒而逃了。
鲁迅的故事还在继续，但我每每读到此处就会走神，不由自主设想，如果“我”说“没有”呢？祥林嫂又会怎么样？为什么文中的“我”不选择说“没有”？而今从小深受唯物主义教育熏陶的我们，恐怕一定会说“没有”，斩钉截铁地说，而且，还应该好好安慰一下祥林嫂，告诉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之类的鸡汤。
这显然违背鲁迅写小说的初衷，鲁迅在小说里，不仅刻画祥林嫂，刻画鲁镇的人，更刻画“我”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祥林嫂以及鲁镇的一切都如同镜子，照出“我”的局限性，“识字的”又怎样，“出门人”又怎样，“见多识广”又怎样？禁不住祥林嫂的三问。当祥林嫂问出灵魂有无的时候，“我”的犹疑中看得出我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也许揣着满腔热血忙着去解决各种“主义”了吧，对于灵魂层面的东西还没有一个祥林嫂思考得深入。
鲁镇的人们相信鬼神，迷信也是一种笃定，——迷信鬼神或者科学或者其他——这种笃定，尤其是集体的笃定，使得他们在已经成型的圈子里固化地活着，这种固化可以让这些人安全也让另一些人绝望。祥林嫂想进这个圈子，可是，命运没有给她机会。两次丧夫一次丧子，又被大伯子赶出家门，她的精神和物质都收到了重创，但她求生的本能还是驱使她来到鲁镇，寻找最后的希望。可是她失望了，这里的人留给她的是鄙视和捉弄。即便她倾尽所有捐了门槛也得不到一点儿接纳。很正常，一个世界，就是一个圈子，有圈子就有界限，就有圈里和圈外之分，有接纳就有拒绝，有保护就有伤害，祥林嫂是被这个世界抛到对立面以儆效尤的例子。人们需要通过她看到自己得以被接纳的幸运，提醒自己珍惜现在的拥有。从这个意义讲，与其说是祥林嫂需要鲁镇，不如说是鲁镇需要祥林嫂。
那么魂灵、地狱，对于祥林嫂的意义是什么？她问“我”那个问题前，自己已经想过无数次了，她要的不是“想”怎样，而是“是”什么：有，还是没有。没有之于她的意义是什么呢？人死如灯灭，如果没有，万事皆休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可惜，“我”自以为是地揣测祥林嫂，选择说“有”，以为这里的人们是笃信鬼神的，“我”以为祥林嫂还是鲁镇的人，但说到底，这个“以为”可以让“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感觉自己是比鲁镇人高级一些的，所以，“我”选择说“有”，哪里是为了祥林嫂着想，其实却是自己内心欲望的投射，鲁镇对“我”的意义就在于——有了鲁镇的对比，有了鲁镇里那些愚昧、守旧的人们，“我”才得以感知自己存在的价值。事实上，祥林嫂和“我”一样游离鲁镇之外，不同的是“我”是主动离开，祥林嫂却是被鲁镇拒绝，所以对于这种游离状态“我”是悄然自得，祥林嫂却万分绝望。当祥林嫂问“我”魂灵有无的问题时是把我看成了新的“鲁镇”，一个有可能接纳她的新世界，可“我”的回答让她失望了。
说出来可笑，我曾认真思考过如果在地狱里两任丈夫抢夺祥林嫂除了把她锯开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办法多的是，但锯开这样的行为是为了显示惩罚，是来自阳间礼教标准的惩罚，这种惩罚不但惩戒活着的人，还要惩戒死后的魂灵，让那些“罪恶的灵魂”不能幸福的活着也不敢解脱地死去，这惩罚远比“锯开”更严酷。祥林嫂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状态已经糟糕得不能再糟糕，活着的地方才是地狱，当一个人绝望透顶反而生出新的希望，当鲁镇的人们笃信灵魂、地狱、来世的时候，祥林嫂却在绝境中开始了自发的探求。这问题不能问鲁镇的人，所以她才会问从外面回来的，识字的，见多识广的“我”。当鲁镇的一条条绳索绞杀祥林嫂的时候，她把头伸出去向“我”询问这世界还有没有别的出路。可惜，从外面回来的我，没有发现什么新世界，如果“我”能笃定别处与此处不同，也就不会对魂灵的问题如此含混不清了。
“我”都去过哪里，经历过什么？看文中描写内心独白的文字，“我”似乎明白许多，似乎和鲁镇的人不同，可是，却在祥林嫂的三个问题面前溃不成军，“我”走出去了，却并没有看到新世界，祥林嫂就在鲁镇，却进行了对灵魂有无的终极思考。究竟谁走得更远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