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业余读者，并没有专门研究历史的精力与毅力，所以整本书有吸引到我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点，下面我就来罗列一下。

一、历史学家的美德。

      作者谈到他的想法，认为历史学家的美德是:批判、怀疑和想象力。

      那么首要的问题是:什么是历史?

      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基本构造，是人类的思维形式，离开了历史就不会有人类的思维。不过，如果问题换一个问法可能就有意义了——历史学有什么用？历史不等于过去，“过去”只有被诠释、被讲述之后才成为“历史”。历史是对过去的讲述，无比巨大、混沌一团的过去中被赋予了秩序和意义并且被讲述出来的那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才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被讲出来的历史就不再等同于过去：过去的无数方向、无数线索被简化成历史的单一方向和单一线索，过去无可计数的参与者被简化为少数人群及其精英，主人公和中心人物出现了，目的和意义诞生了。

      作者这里首先肃清了一个纠缠、模糊的理解——历史不是过去。“过去”是有很多的素材（也就是史料），真正成为历史的，是人通过某些史料去解释某个现象，总结、凝炼为一种合理的、有意义的原理、规则或秩序，所以历史是有人书写的，是被人赋予某种意义的。

      有句话讲——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里隐含了上面说到的“人为历史”的内容，也明确指出历史是为当代服务的，并且服务于未来的。

      紧接着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历史学?既然历史是用于理解、解释与预测的工具，那么历史学就是从过去的无限史料中开发这种工具的学科。作者文中是这样讲的:  从过去中选择原料、组织模型和生产历史，是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智力活动，而对历史的生成、演变、发展和应用这个过程进行考察的学科就是历史学。

      最后回到历史学家的责任与工作的内容，进一步历史学家应秉持什么样的职业操守与美德去完成历史的讲述? 既然历史是人为的，是被讲述的，那么这种人为的，讲述的过程与结果，就无法避免出现疏忽，甚至故意的错误。有人会讲，求真应是美德，这话对，但不全对。求真应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历史研究这个工作本身的基础，并不能成为美德这样更高的要求。

      那么美德应是什么?作者提出美德是批判、怀疑与想象力。历史是由人讲述的，那就可能出错，所以前人叙述的历史不可尽信，不尽信就是怀疑，怀疑前人材料搜集是否为真；论述是否为合理；提出的原理、理论是否

有用等等。怀疑是前提条件，有怀疑就会有发现，有所批判，批判需要材料，需要证明，需要想象力。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与揭示人性的，而人性是相通的，历史学家需要通过想象力去经历前人的经历。

      历史学家为了现实、为了未来才去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嗜古的偏好。为了确保当前社会走向期待中的未来，历史学家把过去邀请到现实中来，是为了看清楚我们究竟是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这样，历史学家以回到过去、与过去对话的方式参与现实，以保护我们的未来。

二、遗忘的竞争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讲:“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铭记的。”

      我们总认为遗忘是被动、消极的行为，作者在文中引了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写一个名叫富内斯的普通人，因为从马上摔下来，从此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记忆能力，凡是他见过、读过、听过、感受过的，都不再忘记。他指出富内斯的悲剧在于他不能想普通人一样做到遗忘，时间顺序上的事物在他眼中都是连续发生的，他没有办法通过遗忘离散时间，没有办法归纳，就像他不能理解“白马非马”，因为在他的眼里充满细节，他看到的是千差万别的白马，没有办法抽象为“白马”这个概念。

      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谈到了“主动遗忘”：“遗忘，并不像平庸肤浅的人们所相信的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怠惰，反而是一种……提供沉默的积极能力，是为无意识所提供的洁净的石板，为新来者腾出空间……这些妙用就是我所说的主动遗忘。”在尼采看来，主动遗忘就是为了治愈创伤、克服心魔而故意忘记过去。在这个意义上，遗忘就具备了肯定和确认的功能，而不是表面上的拒绝和排斥。有时，遗忘过去就是为了重新开始，打破时间的连续，就是为了使一个期望中的未来有可能呈现。

      进一步作者又引出了“失忆”与“遗忘”两个说法。“失忆”的提法倾向于强调个人和社会在记忆丧失过程中被动的一面，也就是说，由于记忆能力的不足，社会与个人无法维持与过去的联系，所以失忆是一个消极过程。新兴的遗忘研究则赋予遗忘过程以积极意义，强调的是社会和个人出于当下的需要和明确的目的，主动地、有意识地切断与过去之间的联系。

      历史，是集体的记忆。遗忘研究的一个共识就是，记忆可以由遗忘来定义。记忆犹如孤岛，环绕着这些孤岛的则是遗忘的海洋。记忆的形成过程，一方面是努力记住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努力忘记一些东西。在这记忆二重性的发展中，此一过程必然伴随着竞争，竞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被保留下来，所以在这里作者提出来“遗忘的竞争”。

      进一步地讲，如果说集体记忆是指某一特定社会所共享的记忆，那么要研究这些共享的记忆，就不能只考察那些被记下来的内容，还要考察那些被排斥在记忆之外的内容，特别要看到某些特定内容是被权力组织精心且系统地排斥出集体记忆之外的，研究者应该深入考察这种排斥的原因、方法与路径。制造遗忘是社会用以构建并维持集体记忆的手段之一。如果说集体记忆是建设集体认同的基础，那么记住什么与不记住什么对于集体认同来说就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三、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这一章的内容其实是“遗忘的竞争”的一个结论，编辑者不知为何要放在《遗忘的竞争》这一章之前。

    “一起史料都是史学”，是上个世纪“一切史学都是史料”的发展。现在我们讲史料的真实性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而不作为目的，而是讲史料本身的反映、反映方式、反映对象、所在环境背景以及通过集体失忆或集体遗忘而未加反映的内容等等都作为史学研究的范围，这就是“一切史料都是史学”的内在。

四、走出民族主义

    这一章的内容直接引用书中原文的两段即可了解大意。

    在现代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揭示“民族”是一个建构与再建构（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的过程之前，已有研究者发现民族并非如民族主义者宣称的那样自古而然，事实上民族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制造物，而历史论述在民族的制造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者早已指出，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国家在起源意义上是互为因果的，而近代制度化和专业化的历史学，也与近代民族国家几乎同时发生和发展起来，这就注定了历史学不仅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构建其基本骨架，而且主动服务于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国际国内社会发展与政治建设。民族主义史学是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忠诚于民族主义，以本民族为中心，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

      民族主义史学是服务于民族主义的，所以走出民族主义，方能还原一个更真实、更广阔的视角，从而产生更普遍的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