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童年的消逝》第二章，翻看评论，有几条让我心里很有感触。
评论1：“童年与成年的分野并非那么绝对的依靠印刷术的出现，中国很早就有了活字印刷，却没有产生出似西方中世纪那样的社会变革和童年的重现。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童年的重现是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况且很多例子放置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中未必就有那么准确。”
看书时，总是在跟着作者的思路在跑，并且由于积累不够与思维模式的限制，不能以思辨的思维去整合输入并有所输出。
作者的论述颇有“技术决定论”的意味，确实无法否定技术革新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但单从印刷术对童年概念的影响方面，为什么在同时代中西方社会中的表现是大不相同的呢？在作者看来“童年”这一概念起源于文艺复兴，那对于中国来说“童年”一词难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舶来品吗？如果不是，那是不是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中，传播技术革新对于童年发展的影响也是有所不同的呢？
评论2：“然而技术在诞生之初其实也包含了对社会生活的预期构想。因而不能绝对地判断技术改变人，实际上还是人在改变人。即：人——（创造）机器——（改变）人。”
技术与人的关系从来不缺乏探讨。那我们又该如何在创造技术之初去合理构建“对社会生活的预期构想”，又在技术诞生以后极力减轻其负面的影响，真正做到人改变人，而非机器（技术）改变人呢。
评论3：“作者观点模糊，或许对中国（东方）带有偏见”
在文中，作者多处把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地说成西方，并称“到了17世纪中叶‘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英国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文化的社会’。无可否认，到了17世纪初，它的政治领袖都是有识字能力的”我读到此处，可以说十分吃惊。竟然要是以“政府领袖的识字能力”来评判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
结合此书的写作背景，1982年出版，作者波兹曼则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并且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再结合此时美国的实力与地位以及与东方世界国家的关系，我们不难看出即便是“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也没有挣脱“偏见的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