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在纷乱的春秋时代，第一个称霸。他的功业历来受到后代的推崇，并以他为效仿对象。享有盛名的诸葛亮，高卧隆中之时，每每自比管仲、乐毅。乐毅是战国名将，曾率弱小之燕，差点灭了齐国。连智慧化身的诸葛亮，都如此钦服管仲、乐毅，可见管仲在历史上的地位。
管仲生活的时代，在孔子、孟子之先，对于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孔子、孟子怎么评价他呢？
先说孔子，孔子对管仲既有批评，又有赞誉。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篇》
这是孔子对管仲的批评，因为管仲有两点惹孔子生气。一是铺张浪费，竟然有三处公馆，每处的服务人员都不一样，相当于有三套人马服侍他，你说夸不夸张？二是僭越礼制。周王朝制定的礼制规定，每个人使用的物品应该符合自己的身份，管仲竟然使用“反坫”（接待客人搁酒杯的土台子），“反坫”只有国君才能享用的待遇，这种做法对以恢复周礼为职志的孔夫子而言，实在是太不象话。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孔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篇》
管仲曾经跟随公子纠，公子纠在和公子小白在争夺王位的过程中，失败被杀，公子纠的许多臣僚以自杀表明忠诚。但是管仲不仅没有以死表明忠诚，反而在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手下当起了宰相。所以，孔子的两大弟子子路、子贡有疑问，这样的人怎能称为仁呢？大概孔子在教学中推崇管仲，子路、子贡表示不理解。
孔子为管仲辩护，并高度称赞管仲的功绩，有两个理由。第一，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并不是凭借着武力，而是以外交手段达到目的，使天下安定，避免了战乱。第二，管仲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号召所有的诸侯国共同打击北方的戎狄入侵，保存了中华文化。
有学者认为，孔子对管仲不知礼的批评和“如其仁”的肯定是矛盾的，因为在儒家学说中，仁和礼是统一的。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篇》）
颜渊问怎样才能算是行仁，孔子回答，发扬自我的德性，遵守礼的规范就是行仁（克己复礼，一般译为克制自己，恢复礼的规范。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先生认为，克己复礼应是发扬自己的德性，主动遵守礼的规范的意思。在此，采用傅先生的观点）。可见仁有内在的道德要求的意涵，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外在的行为规范符合内在的道德要求就称得上行仁。反之，不仁的人是无法克已复礼的。
管仲不守礼，怎能称之为仁呢？于是有学者认为，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可能两者是孔子在不同的时期对管仲的看法。
我并不认为两者有什么矛盾。仁是内在外在的统一，内在的“仁”是爱人之心，外在的仁是表现于外的符合仁的行为。仁的根本点是爱人。礼的内容非常的多，包括礼仪、法律、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等。管仲违反礼制，就其内容而言，仅仅是不遵守礼仪的规定而已，而不是对整个礼的颠覆。而管仲一匡天下的功劳，打退北方戎狄入侵，保存中原文化的业绩，却是符合仁者爱人的原则的，因为他使中原各国的人民免受战争之苦，免受亡国灭种的危胁。所以，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又“如其仁”，是客观公允的。
但是，孟子对管仲是不屑一顾的。
公孙丑问曰：“父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怫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夺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孟子·公孙丑》）
公孙丑问：“先生如果在齐国当权，管仲、晏子的功业可以再度兴盛起来吗?”
孟子说：“你真是个齐国人，只知道管仲、晏子。曾经有人问曾西（曾参之子）：＇您和子路相比，哪个更贤能?＇曾西不安的说:‘子路可是我祖父（指曾参的父亲曾皙，二人都师从孔子）所敬畏的人啊，我怎么能和他相比呢?’那人又问:‘那么您和管仲相比，哪个更贤能呢?’曾西马上露出不高兴的脸色，说:‘你怎么拿管仲来和我相比?管仲受到齐桓公那样的信任，秉执国政那样久，而功绩却是那样少，你怎么竟拿他来和我相比呢?’”孟子接着说：“管仲是曾西都不愿跟他相比的人，你以为我愿意跟他相比吗?”
孟子贬低管仲，源于孟子的仁政学说。孟子认为，一个国家应行王道，应该搞好经济民生，仁义教化，如此，则四方之民咸来归附，就可以实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样的功业。但是，管仲实行的是霸道，虽然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期间，不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但管仲的手段是以武力为后盾，以外交手段拉扰、分化、吓唬人，为以后的政治起了个坏头。
孟子贬低管仲，也与时代有关。战国中后期，由于大国的兼并战争，诸侯国已经大大减少。据史料记载，春秋初期，诸侯国有一千多个，但到了战国，仅仅剩有二十二个，实力比较强大的齐、楚、燕、韩、赵、魏、秦，称为战国七雄。这七个国家，为了争夺土地和霸权，彼此争战不休，给天下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孟子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这一切的源头，似可上溯至春秋初年的霸道，而霸道的始作俑者，非管仲莫属，所以孟子痛加挞伐，可以理解。孟子对霸道的深恶痛绝，另有一段文字可作证明。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直截了当的拒绝了齐宣王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情，反而要求讨论王道。
孔子和孟子对于管仲的不同评价，是基于不同的角度，出于不同的目的而言。孔子更多的是着眼于维护国际秩序和保存华夏文化，从而得出有利管仲的评价。孟子着眼于王道与霸道冰炭不同炉，有了你的霸道就不会有我的王道，所以得出了不利管仲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