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21年《健康中国行动》数据显示：在中国，每10分钟就有55人死于癌症。因体检意识的缺乏，中国约有55%的癌症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是Ⅲ期或Ⅳ期。

我是一名独生子女，家庭是单亲家庭，当我妈妈患上癌症的时候，生活开始变形……

确诊前

我今年29岁，北漂5年，前两个月刚跳槽进一家快消企业，晋升为管理岗。看着增长的工资，开始和老刘计划起未来的生活。我18岁的时候，父母离异，我跟着母亲东奔西走。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当之前对我来说有些遥不可及的事变得垫垫脚或许就能够着的时候，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母亲今年已经64岁了，闲不住，退休后又找了个地方工作。我的工作逐渐稳定后，开始给她吹耳旁风，希望她多出去玩一玩，走一走，享受退休生活。在我不停地游说下，母亲逐渐动摇，翻修起家里的老房子。

然而这样平静的生活，被7月24日那天的一份病理报告给打破了。

母亲是悲观主义者，很害怕天灾人祸，疫情对于她来说就是这样的存在。之前每年母亲都会在我的催促下去做体检。但由于这两年北京疫情反复，她所在的单位包住宿，所以除了隔几个月过来我这里小住2天以外，基本不出门。

这次7月初母亲来看我时，我发现她有点不对劲，总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母亲是高血压患者，不能过度肥胖，平时一直在努力减肥保持体重，但这次明显一点食欲也没有，聊着天就会眉头紧锁捂着肚子。

我注意到这个情况问她：“妈，你这情况多久了？”

“小半年了……”

我急了，问了好半天才知道不光是腹痛，还便血。即使这样，还推脱说疫情严重，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我急忙掏出手机搜索挂号小程序，发现最近医院的号都没有了，给医院打电话，医院说可以明天早点去看看现场是否能挂号。

第二天一早我带她去了家附近的望京中医医院就诊，幸好现场还有余号，先是挂了肛肠科，医生指检后，说肛门附近正常，有外痔，如果腹痛情况严重的话，建议还是做一个肠镜。我带着她又赶紧去挂胃肠内科，医生看了之前肛肠科医生的报告，说看这情况确实得做个肠镜。

母亲说，其实她去年在普仁预约过肠镜。

听她这么说，我跟医生都有点诧异，医生问报告正常吗，没想到母亲接着说，因为有新增病例，所以缴了费但是一直没做，就拖到了现在。

还没等我生气，医生说：“阿姨，疫情已经两年多了，咱们北京这块治理得当，是不会蔓延那么快的，您这最后耽误的是您自己的身体。这次我跟您开的这肠镜必须做，千万不能再拖了。”

母亲点点头，没再说话。

从门诊出来，早晨验血的报告出来了，验的是全血，有好几张单子，但是我一眼就看到有一项叫做癌胚抗原的检查项，后面的数值到了21.9，远远高于正常范围0-5的范围值。我心里突然一沉，我故意走在前面，没让母亲看出我的异常。

这一路格外对我来说格外漫长，那个「癌」字好像不断地在我眼前放大，重重地压在我的眼眶上。

不知走了多久，终于走到了住院二部。

把预约单交给肠镜医生，医生看看预约名单，告知我们只能下周做，这周已经排满了。

母亲说：“医生您看能给安排下周四吗？其他时间我还得上班，不太方便请假。”

医生意味不明地看了我一眼，说：“阿姨，不是我说您，您这都64岁了吧，中医说什么来着，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开始休养生息了，您这一直消耗也该休息休息，该让孩子照顾你了，别光照顾孩子。”

“不知全貌，妄下定论”这是社会性的问题，我很想说并不是因为我，母亲才一直要工作，这是她的人生，她的决定。

我保持着理智，把母亲支开，拿着那张报告问：“医生，这个报告是否正常？”

那医生仔细看了几秒，用蓝色铅笔重重地在「癌胚抗原」几个字上画了几个圈，说：“这个最好还是尽快做了肠镜，以肠镜结果为准吧，别的也不要过度担心。”

随后，医生给开了一包蓝色的泻药和一个大杯子，说做检查当天早上9点开始喝，1包药2大杯水，下午1点30来检查室门口报到。说完又用顺口溜的形式跟我和母亲重复了几遍：1包药2杯水2小时喝完。

我和母亲跟着念了几遍，表示记住了。

从医院出来后，母亲说：“医生刚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是我自己要上班的和你没关系。”

我心里一慌，果然她继续说道：“刚才你和医生在那嘀嘀咕咕我也看见了，有什么事别瞒着我，我能接受。”

从小我便什么也瞒不过她。

“没什么，只是有点指标不太正常我多问了几句。”我顿了一下还是决定撒谎，“医生说，只是高出一点。”

没想到母亲神情一下落寞起来，嘴里嘟囔着：“肯定很严重，不然为什么会骗我。”她双手背在身后，走在前面，她走得并不快，我和她两个人仿佛都刻意的维持着速度，一前一后一路无话走出了医院。

我骑电动车载着母亲，从后视镜里，我看见她眉头紧锁，不知道在看什么。

“妈，你不要担心，做个肠镜先看看是什么问题，及时治疗就好了。兴许什么问题也没有。”

“嗯……”

“妈……”

“你好好骑车。”

到家后，母亲似乎恢复了活力，开始收拾起房间，兴冲冲地在外卖平台上买了菜，说晚上要给我们仨好好地做一顿饭。

晚上，老刘下班一进门就说：“嚯，做什么好吃的了，这么丰盛。”

饭桌上除了几个大菜外，还有母亲给自己点的烧烤，说馋了，想吃烤面筋和鱼豆腐。

老刘看看母亲，冲我使了使眼色，我摇了摇头。

正要和她细说，母亲端着螃蟹出来了，边解围裙边说，你们吃完赶紧休息，我也要早点睡，明天还要去单位呢。

这跟下午商量的不一样，我说：“不是说好歇两天吗？”

母亲拿起一串鱼豆腐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有什么好歇的，又不让我做饭，又不让我上班，我还没得病呢。”

老刘碰了我一下，赶紧打圆场：“这不是好久没见，想您了嘛，多呆两天吧。”

母亲表情舒缓了一些，说：“没事，我下周还来呢，还要做肠镜。这段时间我在单位还放松点。”

忘了那顿饭是怎么结束的，第二天等我和老刘起床准备叫她吃饭的时候，她已经收拾好东西去单位了。

老刘跟我说，她很久没看见过我妈那么吃饭了，喜欢吃啥就吃，像个孩子一样，吃烤串的时候那么开心。什么决定都不如让老人自己开心好，由她去吧。但我心里知道，我和母亲是一样的性格，一闲着就会胡思乱想，她是心里很乱才要故意装作很忙的样子。

之后几天，我和母亲还是像之前一样，每天早上互道早安晚安，其余时间分享一些新闻八卦，一切如常。

确诊

过了一周，我和老刘推开家门时闻到了熟悉的饭香，厨房里是母亲忙碌的身影。看着上周来的时候还要消瘦一些。

“你下次不要做饭了，我们自己做就行。”我边洗手边说道。

“为什么不要我做？我做饭不好吃吗？”母亲没好气地回道。

“就是想让你休息一下，真是好心没好报。”我用略带撒娇的语气说，“而且你不想尝尝我的手艺吗？”

“是不是觉得我做不动了？”母亲突然有些生气，“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你吃就行了。”

母亲突如其来的生气让我也有些不知所措，回过神的时候，母亲已经快速吃了几口饭回房间了，她背对着我们躺着，没有关门，身形明显比以往消瘦很多，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感觉母亲变得很瘦小，像一个孩子。

看到这一幕，脑子突然闪过童年的回忆，那时我4岁左右，我们家住在河北，母亲经常在河北和北京之间往返，偶尔看到母亲，母亲也是不停地叹气擦眼泪。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不再往返两地。当时的我只觉得很奇怪，但是因为年龄小，所以并不是很在意。后来长大了一些，问起妈妈那段时间为什么经常不在家陪我，母亲说那段时间是来北京照顾病重的姥姥。母亲家里姐妹兄弟4个，她排行老三，只有她居住在外地，所以通知她的时候，姥姥已经是疾病晚期了，病名很复杂，母亲也没有记住，她只记得她踏进病房的那一刻，就再也没能忘记姥姥的样子：姥姥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管子，嘴里插着呼吸机。眼睛微眯，没有一点光亮从那对眼睛里透露出来。

母亲说，姥姥很少清醒，只要有清醒的时候，就会让她们放弃治疗。

她最后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把我也带去了。一进医院二姨就跟我们说姥姥状态好多了，能勉强说上几句话。让母亲抱着我过去给姥姥看看。我只记得母亲抱着我走在长长的医院走廊上，两侧是一间连着一间的病房。快走到那间的时候，大姨从里面跑出来，不知道喊了几句什么，母亲便把我放在了对面等待室，舅妈说给我买了好看的裙子，要给我试穿一下。对面病房里先是传来匆忙的脚步声，接着是长久的沉默和哭泣声。

我挣开舅妈，走向那间病房，快到门口的时候逆着光只看到病床上姥姥的露在外面的胳膊，微微垂着。大姨二姨围在最前面，母亲站在后面簌簌地掉着眼泪。

这是我对姥姥全部的记忆，我好像突然明白母亲发脾气的原因，但是我却不知道怎么上前去安慰她说：你不会变成那样的。

一夜无话。

第二天凌晨6点，母亲起床就要喝泻药，被我制止了。

“医生既然标注了9点喝，咱们就要遵医嘱，不然医生为什么会标注这个时间呢？”

母亲听了我说的话，没有反驳，可没承想我的制止让母亲又多受了一次罪。13点15分，我们来到肠镜室门口，母亲去了一趟厕所后面露难色，悄悄对我说，还是有一些渣子。肠镜说明上说，肠镜前的大便应该是清水状，没有大便残渣才对。

正说着，医生叫到她，她进去还没5分钟就被医生带出来了，说母亲肠道里都是没排干净的大便，做不了肠镜。

我们又去询问肠镜预约医生，医生了解情况后反复安慰母亲说这种情况很常见，这次开两大包泻药再试试。母亲一直自责说都怪她都怪她，如果早点起来喝就好了，我在旁边听着也很自责。

医生听后说：“这不是你们的原因，这应该是泻药的量不够，早喝晚喝都一样，我同时也要夸一下阿姨您，说明您来做肠镜是做对了，一包泻药剂量其实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您排不干净，说明肠道里有阻碍或者是陈便已经粘住肠壁太久了，这不是您的问题，我们再来一次就行了。”

说罢又安慰母亲说现在医学发达，这是电解质的泻药，不会对身体造成损伤的，不要有太大压力。在医生循循善诱下，母亲不再自责，又问了一些注意事项，回来路上跟我说这次我一定要早喝，争取肠镜成功。

第二次肠镜母亲早于约定时间2个小时开始喝，两包泻药下肚后，顺利地排出了清水样的大便，肠镜做得也比较顺利，回来路上母亲让我去上班，她说我已经请了太多假，不要再耽误了，家里到医院也就500米，她自己走回去就行。

母亲很强势，我只好嘴上应下，正想跟她再说两句，绿灯亮了，她小跑几步冲我摆摆手，示意我快走。那天有点小风，她边小跑边裹紧了衣服，宽阔的马路衬得她更加瘦小。

我调转电动车头，追上了母亲，从她身后超过去说：“赶紧上来吧，早点到家好休息。”

她一边上车一边小声说：“又不远干嘛非要送。”但语气欢快轻松了许多。

我载着她，风从我们两侧轻轻吹过，像极了小时候她载我上学下学的时候。

我和老刘下班的时候，家里又收拾得干干净净，母亲已经去上班了。

很快到了要取报告的时候，母亲打电话跟我说，她还是想请假跟我一起去取。看惯了国产剧里家人瞒着病人了解病情的剧情，我也极力劝说她疫情不稳定不要来回折腾，我去取就好，并保证不会隐瞒，会如实告诉她。母亲在电话那侧沉默了一会儿，说：“如果结果不好，我不想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我知道她指的是我姥姥的事情，我姥姥也是最后才知道自己得的是不治之症，很多想做的事都没能完成，只能终日躺在病房里。听她这样说，我没有再坚持。

第二天，老刘还有我和母亲一起请了假，我们去肠镜室取了报告，诊断结果：肠癌。

最开始看见结果的是我，我晃了一下神，老刘反应比较快，抢过去说看看。肠镜室的医生可能也没想到病人一起跟来了，下意识帮我们遮了一下那几个字，说：“尽快找医生去看一下报告吧。”

母亲出奇地安静，没有问报告上具体写了什么，我安慰她说：“没啥事，我们先去找医生看一下报告吧。”母亲看看我说：“没事啊，你不要难过，没啥事的。”

我戴着口罩，听到母亲这样说，干咳了两声，把眼泪生生憋了回去，闷得我喘不上气。老刘见状说：“阿姨，您先在这坐会等叫号，我们去买几瓶水。”

老刘拉着我从等号区走出来，我再也忍不住，眼泪不停地往下掉。老刘安慰我说：“兴许是早期呢，肠癌号称幸运癌，很容易治好的。”

我边哭边站在走廊边偷偷往里看，母亲抬着头盯着天花板，突然深吸一口气，用手轻轻拭了一下眼角。就连这种时候，母亲也把安慰我放在第一位，没有让我看见她的崩溃。

我在原地快步走了几圈，不停地深呼吸，让自己情绪分散了一下。我们回到母亲身边，母亲看看我，用手捏了捏我的手，我说：“没事的，听医生让咱怎么治疗吧。”

正说着，叫号机叫到了我们，我本能想把母亲挡在外面，自己去听一下医生怎么说，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跟着我进了诊室。

坐诊医生是一位老医生，年龄看着50多岁，他接过我递过去的报告，看了一眼母亲，说：“患者本人？”母亲点点头。老医生紧张地看了我一眼，声调有点抬高说：“这写得挺清楚了，问题不大，动个小手术就行，咱们医院有一位主刀医生，做这手术很专业，最好去约一下。”说完他用拇指和食指把确诊报告递还给我，我接过的瞬间，他另一只手指了一下肠癌那两个字。

母亲没看到这一幕，急切地问道：“那我们怎么挂您说的那位医生呢？”

老医生说：“我建议还是先做一个pet-ct，会比较保险，但是咱们医院没有这个设备。你们如果觉得先做手术也可以，那就做完手术再去找医院做这个ct。”

我听得云里雾里，不知他到底要说什么。老刘接过话茬说：“我们知道了，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说罢把母亲扶起来，母亲还想说什么，老医生说：“没啥不明白的哈，做个小手术就行了。”

母亲只得作罢，跟着老刘和我走出了诊室。在我关门的瞬间，老医生看了我一眼，我瞬间领悟，老刘见状拉着母亲说先去开车。

我回到诊室坐下后，老医生和刚才判若两人，责怪我说：“怎么直接带着老人就来了，情况很严重，看目前的检测结果应该是肠癌4期，也就是俗话说的晚期，之所以建议你们先去做pet-ct是因为一般晚期大多数会有一些扩散，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设备，所以一定要尽快去有设备的地方做全面检查，看怎么治疗比较好，千万不要耽误了。”

说完还数落我，怎么拖到现在，肠癌确实是幸运癌，发现早的话割掉加上后期调养治愈几率是非常大的，一旦拖到晚期扩散，就是两个结局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出诊室的，也不知道是如何和母亲解释迟来的几分钟，但是我还是强迫自己一定要冷静，先解决问题，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

我在询问表哥北京哪家医院合适后，迅速挂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号，非常幸运的是第二天正好有他们医院主任的号，母亲这次彻底不用去上班了，开始了抗癌之路。

手术

第二天来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还没跨进大门，就深感生活无力感，这里进进出出的几乎都是老年人，时间丰富了他们的阅历，但健康似乎没有格外开恩，鲜少有人表情轻松，多数都是神色凝重，若有所思。

母亲不知是因为担忧还是害怕，捏了捏我的胳膊，老刘今天公司有事没办法请假，我和表哥一左一右陪着母亲来到主任科室。如果说刚才医院门口让人觉得沉重，这里更是让人感到压抑。因为疫情，诊室门口几排座椅都设了隔一位就坐的警示牌，不少病人疼痛难忍，有蹲着的有靠墙倚着的，走廊被塞得水泄不通。医生的诊室在走廊尽头另一端的走廊上，表哥陪着母亲找了个宽敞一点的地方等我，我小心翼翼挤过这些病人，凑近排号机，扫了一下挂号单上的条形码——55号，前面还有十五位。

我本以为要等很久，结果不到30分钟左右就轮到了我们，进了房间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快，医生先是要过我们之前的病理报告，询问了一下母亲现在的情况，又仔细看了一下之前的检查结果，非常果断地跟我们说：“立刻手术，别耽误了，下午我去查个房，病房那边没啥问题的话，咱们安排9月5日手术。”

今天是9月1号，距离手术还有4天，我和母亲、表哥面面相觑，在来之前，我们抱着要排队很久的心态想要试试，没想到能这么快安排上手术，但我的喜悦一瞬间消散：这也说明母亲的病情十分严重，已经迫在眉睫。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问：“医生，之前医院的医生让我们查一个pet-ct，您看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个检查？如果做的话，能不能您给安排住院时候做，因为我们的医保是住院才能给报销……”

医生笑了笑，说：“这时候了，就不要想报销不报销的了。”

我有点尴尬，医生意识到这个玩笑可能开得不太恰当，温柔地解释说：“我给你们开的检查项目基本上可以把怀疑到的器官排查一项，你说的pet-ct一是费用贵，二是它是仪器检查就会有一定辐射，非必要不建议做。”

我和母亲听后舒了一口气，表哥又询问了一些注意事项，之后我们走出了诊室。

在回家的途中，我开始查询起住院需要准备的东西，打开某平台搜索相关话题后，没想到得癌症的会这么多，大家心态都非常积极，在平台上互相鼓励打气，询问抗癌过程。

我找了几篇分享住院需要带什么的笔记，一边看一边打开外卖平台加入购物车，林林总总加起来十多样：脸盆两个（一大一小）、洗漱用品、成人护垫、衣物、床上用品、毛巾、饭盒、拖鞋等。买完之后在家里堆成了一个小山，结果到住院当天因为疫情不让家属陪护，病人能带的东西必须精简，有一半的东西都没让带进病房。

母亲握了握我的手让我别担心，我告诉母亲只是一个微创小手术，两天就能恢复好，母亲点点头一步三回头踏进了封控病房区。

再见面的时候，就是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我们守在病房门口，叫到名字的家属可以前去门口等候，只能有一位家属可以跟电梯送病人进手术室。母亲被从病房推出来的时候，精神头看起来还不错，冲我挤挤眼，吐了一下舌头。这是母亲从小惯用逗我乐的表情，我笑了一下，电梯到了8层，母亲被推进手术室的最后一刻跟我说：“别哭哈。”

说完消毒间的门就在我面前被关上了，舅舅舅妈此时从另一趟电梯也到了手术室门前，看看我说没事吧，我摇摇头看着手术室一言不发。刚才故作镇定乐观的我，差点被母亲的最后一句话击垮。

母亲是当天主刀医生的第二台手术，上午11点被送进手术室。跟我们说2—3个小时差不多可以完成手术，家属手术室门外等候就行。

不知道是防疫还是其他原因，北大肿瘤手术室门口没有设立等候区，电梯一出来有一个缓冲空间，接着就是手术室。由于没有座椅，家属们只能站着或是坐在地上，每个人都显得很无助。有两个年轻人带着笔记本电脑一边工作一边时不时望向手术室；有一家几口挤在一张硬纸板上一言不发；有的家属电话突然响了赶紧跑进楼梯间努力保持情绪稳定沟通工作。我和舅舅舅妈找了一个只能容下一人的小角落，准备轮流在这等着。

大约12点半的时候，手术室门口广播响了，是母亲的名字：“请某位家属来洽谈室一下。”我们赶忙跑进去，里面的医生看起来大约四十多岁，是一位和蔼的阿姨。

医生先是自我介绍说她是负责本次母亲手术的麻醉师，说完递给我们一张单子，指着其中几行字开始跟我们进行术前告知，大致内容是：早晨麻醉师看母亲反应有些迟钝加急做了一项检查，刚刚检查结果出来了，静脉血管堵塞45%左右，术中有偏瘫的风险，问我们是否还要坚持手术。

我一下愣了，癌症晚期和偏瘫哪一个都不是骄傲的母亲能承受的结果。

舅舅追问说：“那如果我们先去治疗颈部血管的问题，她目前这个情况也不能拖这么久吧。”

麻醉师说：“是的，但是我们不能提建议，只能告知风险，具体还是要由家属来做决定。”

虽然早就在书中看到医生在提示病人家属做决定时，最负责的办法就是不掺杂个人情愫，交由病人家属自己做决定，这样才能互不埋怨，但真正经历的时候，还是盼望着医生能多说点什么。

我不死心地问道：“有多少几率能不瘫？”

麻醉师抬头看了看我的表情似乎有些于心不忍回道：“我们术中肯定是会努力将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包括输药和关注病人情况，这个你可以放心。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尽力了就告诉你没有风险或者风险不高，我把所有情况如实地告知你们，就是希望能让你们更全面地权衡。”

我看了看舅舅和舅妈，他们看着我，我们三个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做吧。”

麻醉师再三确认，让我签字后，拿着单子走了。我当时心里已经做了最坏的结果，偏瘫也比拖死强，但这个决定我承认有些自私，当时那个情况医生只和家属商量，病人是没有任何知情权的，不知道母亲自己会怎么选。“我们作出这样的决定会是她想要的吗？她会怨恨我们的吗？”这是我唯一心里感到难过的原因。

带着心事，手术室外的时间被拉得格外漫长。突然手术门开了，我急忙往前走几步，出来一个医生叫道：“某某家属在吗？”有一对夫妻走上前去，不知医生说了些什么，女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哭不止，哽咽的声音不停地求医生救救她母亲。看到她这样，医生先是下意识后退了半步，赶紧拉她起来，紧接着两个男人一左一右架住了那个女人，不住地安慰她，看样子像是她父亲和弟弟。

我先是被声音吸引过去，随即转移了视线，就看了那么几秒，我的眼泪已经止不住了。我不知道如果是我会怎么样。我看看舅妈，她眼睛也红了。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此时手术室外的人似乎都变成了她的家属，每个人关切的目光都停留在那个女人的身上，也有几个人像我一样看了几秒后迅速将视线转到别处。在手术室外，那句“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似乎是个悖论，每个人都在为通知手术顺利的人高兴，也为那些痛哭流涕的人伤心。

医生又说了一会儿后拍拍女人的肩膀，然后回到手术室内。外面安静极了，只有女人不停抽噎的声音。我低着头看着表一点一点地走动，不知过了多久，手表上的时针和分钟终于指向了3点，有人从背后拍了我一下问：“你是某某家属吧。”我回头一看，是门诊部那位温柔的医生，他是母亲的主刀医生。我看看手术室又看看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他说：“你们别紧张，肠子部分的手术已经结束了，做得很漂亮，我出来是想告知你们一下，微创的过程中，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子宫和卵巢，手术比预计的要大，已经不是微创了，会直接打开腹腔，目前正在做卵巢和子宫摘除手术，问题不大，但是你们要多等几个小时。”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他补充道：“确实是拖太晚了，不然微创足以解决问题。”

在手术室门口短短的几个小时，我的心情大起大落，但是还是不能掉眼泪，因为母亲一会手术结束后，家属可以跟着送去病房，那时候我不想让母亲看到我哭过的样子。我点点头说辛苦医生了，医生点点头后就走了。

随后的几个小时我们几个一时无话，最后商量出一个结果，先不要告诉母亲，等她恢复好一些了再告诉她。

母亲手术结束已经是下午六点。她从手术室被推出来的时候，麻药劲还没彻底散去，神情有些木讷，旁边的护士提醒说：“睁大眼看我，别睡。”

母亲听见后努力睁大了眼睛，但是没有看向我，看她被推进病房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她只听得见声音，眼前的一切都是模糊的，但我还是觉得没哭是对的，敏感的她一定能听出我声音的异常。

手术到现在已经3天了，还有2天母亲就要出院了，听护工说恢复得还不错，没有出现偏瘫的征兆，我们松了一口气，这次赌对了。

等她出来，这次她应该会知道定期体检的重要性了。

写到这的时候，我手机响了，是母亲发的信息：我出去想吃烤面筋。我把消息拿给老刘看，我们俩笑起来，都说抗癌最后抗的是心态，这抗癌漫漫长路第一步，母亲做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