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条（《启问道通书》之二）原文节录：
来书云：上蔡尝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在学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底气象，一并看为是。...须是不滞于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
...《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
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北宋二程门下有四大弟子，分别是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吕大临，号芸阁，京兆蓝田人，先投张载，后投二程求学。谢良佐，字显道，河南上蔡人，世称上蔡先生。游酢，字定夫，福建建阳人。杨时，字中立，号龟山，福建南剑人。
《系辞下》：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咸卦九四爻辞）。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谢良佐向老师程颐请教“天下何思何虑？”这句话的含义，意思是说，天理就在那里，不需要人们去瞎琢磨。程颐回答说，有这个道理，但这句话不能说得太早。
周道通说：治学的功夫，还是要从具体的事情开始做起，不能无思无虑，即“必有事焉而勿忘”，这句话衍变自孟子（原文见下文）。同时要牢记天理是客观的，无须多想。这两个方面要结合起来，如果只记着前者而忘记了后者，就容易犯修正主义和拔苗助长的毛病。如果只想着后者而忽视了前者，就容易堕入虚无主义，这样理解对吗？
《孟子·公孙丑上》：“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有些东西（这里指义）是必然会发生作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必须顺应它，不要试图去修正它，“正”的表现之一就是后文说的揠苗助长。但不要置之不理，不去顺着培养它，也不要急于求成，横加干预。
王阳明基本认同周道通的理解，但认为还不够彻底。谢良佐和程颐之间的问答，只是他们一己之见，并不完全是系辞的原意。
系辞的原意是，人们需要思虑的就是一个天理，天理以外的东西不要去思虑，不是说完全无思无虑，否则说什么“一致而百虑”呢？
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就是一个。王阳明说“一个”不是从数量上说的，而是指它的唯一正确性、排他性。天理原本寂然不动，就在人们的心里，你感受到了，就与天理相通了。学者治学，千思百虑，无非要回归本性而已，顺应本性则发而皆和。天理不是依靠思索能够创造出来的，回归了本心，天理自然就会显现。我理解，王阳明要大家思虑的，是如何辨别私欲，去除私欲。
程颢先生说：“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如果以一己之见去思考天理，即穷尽事理，那就是为了一己之私而用点小聪明，比如拔苗助长之类。“何思何虑”就是治学的功夫，而不是治学的结果，这种功夫，圣人自然而然就会，而一般的学者则需要努力去做。
程颐先生却把“何思何虑”视为结果，所以才有“发得太早”之说。接着他又补充说“却好用功”（详见《河南程氏外书·上蔡语录》），可见，他自己也发现前面的话不够全面。周敦颐的“主静论”也有这样的问题。
周敦颐认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万物，而人是万物中最灵秀的生物，因而也是情感和欲望最强烈的动物。为此，他提出了“定主立”三字修身功夫。“定”，就是“定之以中正仁义”，就是“存天理”。“主”，就是“主静”、“慎动” ，就是“灭人欲”。“立”，就是“立诚”，“诚”既是宇宙本体，又是“纯粹至善”的先天本性。
大概是受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周道通的理解不能说没有一定的见地，但不免把内与外、心与物、功夫与本体对立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