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是科学与民主，就是所谓的赛先生与德先生。《觉醒年代》还原了那一代青年探索真理，实践理想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还有一位亭亭玉立的无小姐，叫安那其（Anarchisme）翻译过来就是无政府主义。
十月革命前，它曾是对中国革命青年影响最大的一个思潮。剧里，陈乔年、陈延年他们办起的互助会就是一种对理想社会的实践。
当时的中国社会还非常落后，有辜鸿铭那样留着辫子的保皇派，也有胡适之老婆那样的小脚女人。
中国社会受三种权力的支配：一是一国、一省、一县的政权；二是宗祠至家长的家族族权；三是阎罗天子至土地菩萨的神权；民众对它们失望之极。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后，接连发生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贫困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无小姐”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主义”，中国的代表人物是师复（刘绍彬）。他宣称：“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以达于吾人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监狱、无警察、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
互助社的一帮青年，捐出自己的所有财产，甚至还为是否捐出多余的裤子而产生争论。他们的“共产无政府主义”是不是有点像“过家家”。开饭馆、开洗衣店、售卖电影票…，一切自力更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其实，中国49年建国后，领导者也未曾忘记这类对理想的实践。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人类对理想的追求从未停止。是理想还是荒诞，也只有交给实践去检验了。结果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但不可否认那一代人对理想的追求是真诚的、炽热的、更是无私的。
头脑一热，往往会急功近利，即便出于无私的救世情怀。李大钊在这批人里，最早接近工农，和长辛店的工人成为了朋友，经常力所能及地在经济方面救助他们。
距离近了，才能发现问题。他被马克思主义所感召，但他也发现中国的工人和发达国家的工人不同，他们处于的社会地位更底层。没有文化，甚至不识字，甚至识字率远低于晚清（参见《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人口占比也低太多。这也是毛泽东之后的深刻反思，他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中，找到了“政治力学”的支点，在这个落后的农耕文明中，没有农民的参与一定会失败。
思想的传播最有效的“天线”是知识分子，是青年学生。可撬动整个社会变革的实践却需要靠工农联盟。国民党的初衷也是救国，但它的精英策略却忽视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群体-农民。它输在了土改上，输在了对底层民众的傲慢上。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主席那篇文章是我文革期间所学文章中，印象最深刻的一篇。
是啊，政治博弈中，敌友之策就是最大的政治。今天依旧如此。我们不能只逞口舌之快，要紧的是“敌友之策”。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这样做的，以史为鉴，我们今天需要胸怀和政治远见。共产党当年不是也是弱小的一方吗？敌友之策对了，别的错误都可忽略，如果错了，就成为了貌似爱国的猪队友了。毕竟战胜敌人才是最大的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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