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俊宏
在我的家乡，一提到毡，人们就会联想到爷爷，仿佛爷爷就是毡，毡就是爷爷。
在我的家乡那九条沟里的每一户十八岔中的每一家，只要家里有毡，总有一条是爷爷做的，如果家里只有一条，那一定也是爷爷做的，如果谁家有毡而爷爷确实不曾到过他家，那他的毡肯定是爷爷在他的某一个亲戚家做的，他的亲戚又送给他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在九沟十八岔只有爷爷有这本事，而且手艺是顶呱呱的。我们那里的人只认爷爷的活儿，所以外地的这行人在九沟十八岔很难找到饭吃。
不仅如此，那时，毡是我们那穷山沟里人家最值钱最值得向别人炫耀的东西，也是最值钱的礼品，儿子娶妻、女儿出嫁，别的什么没有都可以，炕上和陪嫁中没有一条新毡，那是很没面子和很让人看不起的。这后来竟成了我们那里的一种乡俗和民规。
我从十六岁离家在外地工作到三十岁结婚，对我来说这种乡俗早就远离了我，可在我结婚的时候，父亲还是从家里给我送来了一条爷爷做的毡。
既然毡这么重要，爷爷在九沟十八岔的地位就可想而知。
爷爷的这一手绝活是跟谁学的，是什么时候开始占领九沟十八岔那个“庞大”的市场的，我没问过任何人，包括爷爷。仿佛这一切如九沟十八岔的一条条沟一个个山岔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人们只承认他的存在，并不想追究他的过去。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是一个毡匠。
爷爷并不是一年四季给人做毡，他做毡的时间很固定，雷打不动，每年只从秋收归仓做到开春下犁。并不是其它时间不适宜做毡，而是其它时间太忙。
在生产队那会儿，爷爷是生产队耕种的一把手，虽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可什么时候耕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包括村里几个肚子里有点墨水的干部都得问他，而听他的往往错不了。土地承包到户后，爷爷不但是家里的顶梁柱，而且是附近一些年轻家庭的问事处。家里因为劳力少，离了他耕种等重要环节就开不了工。
在陇东农村，每到秋天的农作物被收进场打碾装仓即开始放长假，从这个时候起，这里的老百姓除了吃饭睡觉晒太阳之外，要忙的事很少。
这个长假从雪花飘飘一直要放到来年的柳絮飞飞，人称这段时间为冬闲。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当人们辛勤地一连劳作三个季节后，特意给人们放了这样一个长假。在这个假期，老人们除了大清早起来提个粪篓拿把铁锹到处转着拾点猪狗牛马骡驴的粪之外，便是烧上几杯酽酽儿的茶，啃几口烤得焦焦儿的馍馍，把院落扫一扫，然后找一个向阳的墙根处一蹲，用一个杆儿长长的烟锅眯着眼吧嗒吧嗒没完没了地抽一种自产的味道很冲的旱烟，一声不吭，任思绪随烟飞扬。
一些青壮年男人仿佛一连三个季度从来就没好好睡过一次觉，没好好玩过一次，前脚粮食一进仓，后脚扭头即睡了过去。这一觉通常是从晚饭的碗筷放下一直能睡到第二天中午太阳晒到屁股端中午饭碗时。吃完饭后碗一放嘴一抹伸伸懒腰走出门，三个一堆五个一帮坐在一块儿，要么海阔天空吹牛侃大山，要么打一种叫花花的纸牌，不把太阳吹落了山，不打到点灯端饭碗，不玩到老婆孩子们扯着嗓门满山沟里喊，他们不会回家。
女人好像天生就是受苦的命，在男人最忙的时候她们从来就没闲过，当男人们放大假的时候她们也闲不下来，她们除了要喂猪喂鸡外，还得喂一家老小，从早到晚只是围着锅台转，累得筋疲力尽的她们身子一贴床，还得忍受精力过剩的男人们的即兴发挥。
这个季节的小孩用一个字就可以形容，那就是：疯！跟男人一样疯睡，然后翻墙爬树追狗放火，疯玩。
可在我的全部记忆中，这一切，无论是属于老人的、男人的，甚至女人的、小孩的“假期”活动内容，都与爷爷无关。
爷爷是个手艺人，在这个季节唯一闲不住的就是他们，诸如毡匠、木匠、土匠等。每到这个季节，爷爷还没有来得及弹一弹一身的疲惫，有人已站在门口等上了，不由得你不去。
做毡是件十分辛苦的事，一次，爷爷给一个亲戚家做毡，我软磨硬缠跟了去玩，并目睹了爷爷做毡的全过程。
到亲戚家时天色已晚，吃过饭，碗筷刚一撤走，爷爷就吆喝着找条桌、席子、钉子等，搭弹羊毛的台子。台子是用一张条桌支起的，上面铺一张席子，席子两边微翘，靠墙那边高，靠人这边低。弹羊毛的弓悬挂在窑壁一个大钉子上，离台面高二十公分左右。
一切准备停当后，爷爷问亲戚准备做几页毡、做几斤重的毡，然后拿出秤称了亲戚家预备好的羊毛。需要多少就称多少。一称，多了二斤，多余的拿出让亲戚收了起来，以备后用。
说话间，爷爷退下右胳臂上的棉袄袖子往身后一甩，用一根指头粗细的麻绳紧紧地扎在腰间，露一个光膀子在外面，看上去跟穿袍子露着一只胳膊的藏民没什么两样（那时，我还没见过藏民，后来到青海的塔尔寺旅游，见很多人都露着一只胳膊，起初还以为全国的毡匠在塔尔寺开大会呢。后来听了导游的介绍才知道，这种穿着法是藏民族的一个习俗）。
爷爷将一个皮套套在大胳膊上紧了紧。皮套上连着一根牛皮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是梨木做的榫子，当地叫拨子，绳子比小臂长一点。爷爷给弓的弦上打了些蜡，然后在手上唾了口唾沫，一手扶着弓，一手抓起榫子在弦上“当勾、当勾”试着弹了两下，一侧身抓了一大把羊毛放在台子上，“当勾、当勾”弹了起来。从背影看过去，那样子，如一个人拄着拐杖走在一条坑坑洼洼的路上。
由于九沟十八岔十年九旱，人一年连一次澡都洗不上，羊就更不用说了。羊毛非常脏，里面除了尘土，还有柴草、羊粪等。爷爷弹了不一会儿，整个人、乃至整个窑洞就弥漫起一阵阵令人窒息的尘土味、羊臊味。
陪着爷爷师徒们说着话、扯着闲的亲戚及看热闹的孩子们见状，纷纷跑到另一个窑洞里去了。我也忍受不了那呛人的味道跑到了院子里，窑里只剩下弹着羊毛的爷爷和他的徒弟。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了，依然有说有笑，抽烟的依然在抽烟，喝茶的还在喝着茶。
其时，外面西风劲吹，天冷的手都不敢往出伸。我在门口站着看了一会儿，冻得跺着脚跑到另一个窑洞，坐在烧得烫屁股的炕上跟亲戚家的孩子疯玩了起来。约摸过了一个小时，想爷爷他们可能已将羊毛弹完，就溜下炕准备跟爷爷一块去睡觉。
走到那个弹羊毛的窑洞，爷爷依然在“当勾、当勾”地弹着羊毛。我进去一看，他已面目全非，满头满脸的灰尘和羊毛，整个一个出土文物的模样。
见我进去，爷爷一个徒弟两下退了袖子，如爷爷一样在腰里扎一根绳子，一句话没说，走到爷爷跟前，从爷爷手中接过弓，“当勾，当勾”弹了起来。
爷爷转身取了烟锅、装了烟，坐在门槛上很过瘾地吸了起来。吸了几口，才发觉站在身旁的我，就问我怎么还没睡。我说等他把羊毛弹完后一块睡。他说，这些羊毛得弹一晚上，这里灰尘大，你到别处找地睡去。
我很听话地又回到另一个窑洞，与亲戚的孩子玩了一阵后和他们一颠一倒挤在一个炕上睡了。其实，那一晚我根本没怎么睡，满耳朵都是“当勾、当勾”的弹羊毛声，满脑子都是那沙尘暴一样飞扬的尘土。
天亮时，“当勾、当勾”声终于停了下来，我这才迷糊了一会儿。
起床后，爷爷已将弹好的羊毛铺卷出了毡的形状，卷在一个大大的竹帘里，坐在炕头喝茶吃早点。我问爷爷晚上睡了没有，他说眯了几眼。
吃过早点，爷爷开始进行最后一道工序——擀毡。爷爷让亲戚卸了两块平整的门板，在院墙的旁边与徒弟三两下支了一个擀毡的地方。
毡做得好坏，擀毡是一个重要环节，爷爷历来亲自操作。擀毡的动作有如手工擀面，所不同的是：用的不是手，而是光脚片子；擀毡的地方不是平平展展的做饭案板，而是在门板支起的一个与地面约四十五度的斜面上。擀毡人坐在高的那头一个长条椅子上，毡坯放在脚下，在毡坯和门板之间有两根大拇指粗细的麻绳，一头定门板上，一头握在毡匠的手中。擀时，四个脚片子一同使劲向外蹬去，一直蹬到腿伸展为止，然后用手中的绳子将毡坯拉回来再蹬出去，如此反复不断。
擀毡不但是个体力活，而且还是个技术活。擀时两人的配合要相当默契，出脚要齐整，收绳要匀称，脚下的力道要一样，否则擀出来的毡可能厚薄不均匀，不耐使。踩在毡上的脚如擀面的手，还得左右不停地移动，这样才能将每寸毡擀得瓷瓷实实，平平展展。
每擀几绳就要在毡坯上倒一马勺滚烫的开水，以增加毡坯的收缩度。大冷的天，水刚倒上去时烫得脚底起泡，没擀两脚即被冻得要结冰。一页毡要擀成型，需要两个小时，就这样一热一冷反反复复上千次地用脚搓揉。
一页毡擀成后，爷爷跳下凳子，趿拉着鞋进了窑洞。我跟了进去。爷爷坐在炕沿上，扳起脚看了看，脚后跟有几个裂子，红红的眼睛一样，看着让人心里直打颤。我不知这裂子是新伤还是旧疤，总之，我感觉那疼痛是钻心的。因为，每到冬天，我的脚上总会冻裂那么几个口子，尤其是一接触水，痛得要命。问题是爷爷一个冬天天天给人擀毡，每天脚与水都得接触上千遍，难道他感觉不到疼吗？
在我的推测间，爷爷点着油灯，从腰间取出一个纸包，纸里面包的是一疙瘩羊油。爷爷用食指挖了一点羊油，在油灯上烤了烤，然后很快抹在脚后跟的一个裂子上。抹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爷爷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如此这般，爷爷用这种最土的办法，安慰了一遍脚后跟大大小小的裂子。
看着亲戚们一家老小围着新擀的几页毡眉开眼笑的样子，爷爷也一脸笑容。
一页毡一元四毛八。按当时的劳动力价格这个费收得已经够高了，那时，在我们九沟十八岔，一个青壮劳力一天的劳动所得也就一毛二分钱。
算完账，爷爷扛着家什、带着徒弟们向另一家走去。
我一个人回了家。回家后的头几夜，夜夜做梦都会梦到爷爷做毡时的情境，夜夜都会被脚后跟的裂子疼醒。
爷爷是个心细如丝的人，尽管每次出门都很仓促，但在每次出这趟“长差”之前，总要把家里的事特别是地里的事给父亲一五一十地交代得清清楚楚。
爷爷这一走往往就是两个多月，每次出门的时候很固定，回家的时候也很固定，大都是在大年三十前一两天回家。
记得有一年已到大年二十九了，还不见爷爷影子，我开始着急了，我着急的不是大雪天爷爷会不会出什么事，而是着急过年的炮没时间买了。其实比我更着急的是父亲，他不急着等钱买炮，他是为爷爷的安全而着急。因为那几天，天天风雪不断，每刮一阵风每下一点雪，父亲的眉头都会皱一皱。
天黑下来时，父亲拿了手电不停地在几条回家的路上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扫描，直到家家户户人熄灯狗息声，他才一步三回头地走进屋。进了屋的父亲心里还是不安，坐在炕头闷着头一口接一口抽烟。我也因为惦记着过年的炮，哈欠连天地与父亲一同等候爷爷。
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不知道，父亲晚上睡没睡觉我也不知道，我睁开眼时已到大年三十快吃中午饭了。我环顾了一下四周，见没有爷爷的踪影，一骨碌翻身下炕，连衣服也没穿好就冲出了门。
外面的雪依然很大，依然纷纷扬扬。母亲说爷爷昨晚没回来，父亲一大早扛了一把铁锹什么话也没说就出了门。正说着话，父亲一身风雪一身寒气进了门，进门的第一句话是问爷爷回来了没有。当听说爷爷还没有回来后，父亲立马显得极度不安。
“怎么也该回来了？”
父亲一边念叨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挂火红的看上去比红烧肉还馋人的鞭炮。我的眼睛一亮，抢劫似地从父亲手中夺过鞭炮，兴奋地与弟弟妹妹们大喊大叫着在雪地里打起滚来，把爷爷完全忘到了脑后。
吃过午饭，按惯例是去上坟，给老祖宗送年钱年饭。往常，爷爷这个时候正坐在炕头笑眯眯地抽着烟，吩咐我们别忘了这别忘了那，等我们一切都准备停当，他猛抽两口烟，然后将烟锅在鞋底上磕几下，像个将军一样带领着几代老老少少浩浩荡荡去拜祭每一个见过和没见过的祖宗。
可这次当我们温好了酒、印好了纸钱、包好了肉菜，一切准备停当了，还是不见爷爷的影子。兴奋过后、疯够之后，被我们忘到了脑后的爷爷这时回到了我们中间。
爷爷一定是让这该死的雪给打搅了。我不停地嘟囔着。可那该死的雪并没有因为我的诅咒而停止扑向大地的脚步，依然我行我素。
等待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当我们把该说和不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再没有什么可说时，所有人一同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沉默，还是沉默。最后，我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望着一个方向，站着等爷爷的归来。可直到望酸了眼睛，站直了脖子，还是没有爷爷的影子。
也许是雪太大，耽搁了爷爷的行程，爷爷这会儿可能正在九沟十八岔的某一条沟里或某一个岔上往回赶。这是当时所有人的推断和想象。
眼看着就过了上坟的时辰，逼不得已，我们只好先去了。由于我们已故的先人有二十多个，而且分住在几座山上，等我们把每个先人“拜访”完已到了点灯时分。
回到家，爷爷依然没有回来。雪，还在洋洋洒洒地下着，一点没有要停下来的样子。母亲精心准备的年夜饭被一个个摆上了桌，父亲大年三十为我们买炮时为爷爷买的酒也打开温好了。
那时，我们那里还没有电，照明用的是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中，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望着一桌一年才能吃上一次的虽不丰盛但很精致的饭菜，谁也不说话，静静地等待爷爷归来的脚步。
夜很快黑得看不见五指。雪越下越大，像在门口挂了一块厚重的门帘。可我们一直等到新年就要走进门槛了，还是不见爷爷的身影出现。
九沟十八岔并不很大，按平常的走法，天黑时无论从哪一个沟岔往回走，也早该回来了。一定是被哪个亲戚看着雪下得太大，给留下了。
这是等到最后，全家人得出的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结论。
爷爷可能不回来了，我们吃饭吧。父亲说。尽管我们早已饿得前心贴后背，可祖先留下的规矩我们还是不能忘。爷爷虽然没有回来，父亲还是给爷爷斟了一杯酒，对着爷爷常坐的位子，毕恭毕敬地给爷爷磕了三个头。我们弟兄几个也排成一串，学着父亲，给爷爷杯里又加了点酒，不怎么标准但绝对真诚地给爷爷磕了三个头。给爷爷磕完头，又给父母亲斟酒磕头。这一切进行完后才动筷子。
父亲给爷爷的碗里拣了一筷子菜，我们也效仿着给爷爷的碗里拣了些爷爷最喜欢吃的菜，仿佛爷爷就坐在我们身边，与我们一同欢度这除夕之夜。规矩进行完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便狼吞虎咽起来，好像三天没吃饭似的。因家里只有父亲和爷爷两个人喝酒，爷爷不在父亲除喝了我们敬的几杯酒之外，再也没有动酒杯。
新年钟声敲响时，是除夕夜我们最开心的时候。我们把饭碗一放，拿出父亲买的各种炮，在雪地里放了起来。一时间，九沟十八岔淹没在一片炮声和火光之中。每年这个时候，让我们最高兴的是爷爷发年钱。因为爷爷每次做毡回来后，身上总有很多的毛毛钱，年钱虽不多，但总是一人厚厚一沓，看着很让人兴奋。
疯了一阵，高兴了一阵，父亲说，爷爷不会回来了，早点睡吧。我与弟弟跟爷爷住一个屋，父母走后，年幼的弟弟爬上炕很快进入了梦乡。可我怎样也睡不着，头一挨枕头，总能听见爷爷疲惫而沉重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喘息，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楚。我爬起来穿上衣服拿上手电到院子外边去寻找爷爷的身影，可每次都失望而归。
我的心告诉我，爷爷一定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着。天这么黑雪这么大路这么滑，有没有人陪伴爷爷，爷爷拿没拿手电，摔没摔跤，滑倒了有没有人扶……
我的大脑如飞转的车轮，越想身上越冷。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一阵后，我决定不睡了，坐着等爷爷回来。为便于给爷爷开门，我拿了个小板凳背靠着门坐着等。这样坐着想着不知不觉睡了过去。梦中被尿憋醒，我哈着气搓着冻得生铁一样的手拉开门。此时，晨光开始在天空弥漫，一股大风卷着雪花迎面袭来，冷的我不由打了一连串寒颤，差点尿了裤子。
就在那一瞬间，与茫茫白雪一同闯入我眼帘的还有我们千呼万唤左等右候在除夕之夜没有回家的爷爷。爷爷靠着门面蹲在门口，身上落了厚厚一层雪，看上去像是刚刚堆起的一个雪人。那不很茂密的胡须和眉毛也挂满了雪花，鼻子下还结了一串串细小的冰凌，样子与圣诞老人没有二致。
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眼睛一热，轻轻地有些颤抖地一连喊了两声：“爷爷！爷爷！”
喊完这话，我呆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
爷爷慢慢地有些僵硬地转过头，慈祥地看了我一眼，想站起来，可一连试了几次也没成功。我的眼泪不由夺眶而出，大喊一声“爷爷！”一下扑到爷爷的跟前，边替爷爷拍打身上的雪花，边高声喊父母。
“爸，爷爷回来了！妈，爷爷回来了！”
父亲似乎没脱衣服在睡，我的话音刚落，父亲的窑门就开了，三步并着两步跑到了爷爷跟前。
“爸，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爷爷，你没事吧？”
……
爷爷在我们一句紧过一句的追问中，拍掉身上的雪花被我们轻轻扶进窑里扶到了暖烘烘的炕上。父亲一脸的愧疚一脸横流的泪水，我们兄妹几个也跟着爸爸流惭愧的泪心疼的泪。我真想解开自己的棉袄，把爷爷的手脚揣进怀里，给爷爷暖暖。可爷爷一个劲儿地说，没事，没事。“上塬边李家人的老丈人初二过六十大寿，他们想给送条毡，所以耽搁了。因为是除夕，怕你们着急，给做好后就连夜赶了回来，回来后见已经很晚了，怕吵醒你们，就在门口坐着抽了两锅烟……”
父亲听着，很快生着了火炉子，为爷爷熬起了茶。母亲变戏法似地转眼间就为爷爷煮了两个荷包蛋。
爷爷稍稍坐定，用冻得发红的手摸了摸我的头，然后有点僵硬地将手伸进口袋，颤颤抖抖掏出厚厚一沓毛毛钱，边给我们分边说：“对不起，耽搁你们买炮了。”要是往年，爷爷的钱还没递到面前早被我们一把抢了去，可这次，爷爷的手举了好一阵，我们的手怎么也伸不出来，最后还是爷爷拉过我们的手，硬塞进我们手里的。那一次，我感觉钱像是长了刺，拿在手中刺得每根神经都疼，自此，我不再盼望爷爷出去做毡，不再盼望爷爷手里的钱。
那些年，爷爷是我们家的银行，不但过年的钱我们兄妹几个上学的钱全家穿衣戴帽的钱及一切家用开支几乎都是爷爷做毡换来的，都是爷爷血汗的储蓄。可爷爷的口袋里很少有储蓄和预留，每次做毡回到家，除给我们一些压岁钱和零花钱之外，其它一分不剩全部给了父亲，所有开支全由父亲掌控。一生如此。
关于爷爷我总有说不完的话。
爷爷一生除了九沟十八岔只出过一次远门，在他八十寿辰快到的前一个星期，老人家突发奇想，让父亲给远在千里之外省城工作的我打电话，说想到我这儿转转、看看。
在十几年前爷爷身子骨还十分硬朗的时候，我曾磨破了嘴皮子，动员爷爷走出他闭着眼睛也不会走错一步的那山那沟那岔那坡那洼，到外面看看他做梦也想不到的精彩世界，可爷爷说什么都不肯。我问原因，他闭口不谈，看他神情，似有太多放心不下的事。
那他在耄耋之年怎么又会想起到外面走走呢？是不是看着儿子的头发快跟他一样白了，孙子的孩子比他还跑得快了，没有什么再不放心的了。
不管怎么说，爷爷要远行的消息是振奋人心的。在此之前，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爷爷从生他养他让的那块要他相依相伴的土地里接出来，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也好让我把亏欠爷爷的还上个万分之一，使我虚荣的愧疚减轻一些。
爷爷的这次行动是我们家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一件盛事，也是调动兵力最多的一次。全家十四五口人送的送接的接，辗转近千里，规模可谓空前。
从没见过爷爷有过那样的神情，年届八十的他走起路来依然虎虎生风。临上火车前，从没见过火车的爷爷背着手猫着腰，左看看右看看，转过身好奇地问我：“我的天尊，这火车有多少个汽车长？”
第二天天还没亮，爷爷就躺不住了，起来站在车窗前看着黑乎乎的外面，一夜为从没出过远门的爷爷担心而没有怎么睡的我也爬了起来。
“爷爷，离到还早着呐，您再躺一会儿吧！”
“我的天尊，走了一个晚上还没到，你说咱们这个国家该有多大？”爷爷没有回头，眼睛依然紧盯着一点点从夜幕中浮出的车窗外面一闪而过的景象。
出了车站，爷爷没走两步便站下，侧身望着那一座座高耸入云的楼房，像是自言自语：“我的天尊，这么高的房子是怎么盖的？”
上了车，挤进如潮的车流，爷爷的眼睛紧盯着窗外，嘴里不停地念叨：“我的天尊，这么多的车，得多大块地停车？这地都停了车拿什么种粮食？”
……
我的天尊！
这句话是爷爷离开九沟十八岔常说的一句，有时会连着说几遍。这句话是我们那儿的土话，意思与我们常说的“我的天”、“我的上帝”、“我的主”一个意思。
由此我想，这“天”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若问这“天”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嘴里“我的天”、“我的天”叫个不停的人，包括“我的天尊”喊个不止的爷爷并不知道，或许他们从来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之所以这样叫这样说，那是祖上的遗训。
但对爷爷来说，有关天的一切他不懂，他也不想去弄懂，天在他只是一个寄托希望和心愿的地方，或者只是一个形容词罢了。
爷爷到我所在的城市后嘴里之所以不时冒出个“我的天尊”来，那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太出乎他的意料他的想象了，精彩的让斗大的字一个都不识的他无法形容了，只能用这个祖先遗传下来的惊叹句来表达了。
在陪爷爷到我所在的都市一个有名的寺庙去游览时，爷爷要给菩萨行大礼，我挡住了爷爷。我说：“爷爷，你都八十岁了，以你的修为，你就是菩萨、就是活佛、就是神，你还拜他干吗嘛。”
我并不是对佛、对菩萨不尊不敬，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敦厚、平实，为我们这个家呕心沥血、奉献了青春和终生的爷爷就是我们的菩萨、我们的佛、我们的天。
那段时间，我正筹划着出一本散文集，一切准备停当，正为没个好的书名而发愁。爷爷到省城后那不离口的“天尊”让我脑海灵光一闪，于是，“天尊”成了我第一部散文集的名字。
爷爷在我所在的都市住了整整一个月，因我们一家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无人照顾爷爷，就让爷爷住在了二弟家，我每个周末抽时间去陪他老人家转转看看。
二弟家住在一幢楼的七楼，第一个周末接爷爷上街时，二弟说爷爷在楼顶看风景。
我从七楼南头一个通道上到楼顶，见爷爷倒背着手如站在九沟十八岔某一个山顶俯视着山下的树木牛羊一样看着楼下穿行的车辆蚂蚁样的人流。
爷爷见我，一脸的疑惑，你说这么多的车都是从哪儿来的要到哪儿去，一个个急成那样，一声接一声叫唤个不停，你们天天听着就不闹心？还有这人，哪来这么多，哪条街上的人比咱们九沟十八岔逢集时的人都多，你说这么多人一天得吃多少粮食得喝多少水，这要是在咱们村，一人一口就可把咱们村的粮食吃个底朝天，一人喝一口，就会把咱们沟里的水喝干。
爷爷像个问题专家，他并不看我，眼睛盯着楼下的热闹世界，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可他似乎并不想听到我解释，只是想问问而已，问我问他自己问楼下的车楼下的人。
那个周末我陪着爷爷去了兰州市的粮油批发市场，让为粮油苦了一辈子的爷爷看看城里人的粮油与他心中的粮油有什么区别。
张苏滩是兰州市粮油的主要集散地。在每家粮油批发门市部，爷爷都要详细地问小麦产自哪里，大豆是哪儿种的，小米是从哪儿拉来的，还有食用油是什么榨的。当一连问了十几家后见没有一家的粮油来自我们陇东，爷爷有些伤感。他问我，你说我们村每年交那么多公粮都到哪儿去了，这儿怎么连一粒都没有呢？
我说不清楚，但也不想让爷爷心存疑虑，便说兰州是国家的中心点，所以国家规定，为节省运输成本，兰州以东的粮油在东面销售，兰州及兰州以西的地区食用西面产的粮油，要不这市场怎么全是河西的面粉。
我的话还没说完，爷爷接着问，山东不是在东面吗，那他们的花生油怎么也在这边卖？我脑子一转告诉爷爷，那是因为山东花生太多，榨的油也多，而我们西边恰好油不够吃，所以国家给这边调拨了一些，就像六七十年代国家给我们村调拨救济粮救济衣被一样。
爷爷没再说什么，他把这个抓一把闻闻把那个捻两粒用仅有的七八颗牙嚼嚼，然后低声告诉我，城市什么都好，用水方便，手一拧有了；用火方便，不用到处找柴火，开关一转火就着了，既干净又省事；尤其厕所最好，上完厕所手指头轻轻一按，冲得一干二净，一点味道都不会留下，不像咱们乡下，虽然用土压了又压，仍臭气熏天……可你们吃的这个粮油，没有一个是新鲜的，全是陈年的，不香。
我没有调查，我无话可说。
随后，我又和爷爷去了菜肉市场，看了看城里的菜篮子肉盘子，又去了家具市场、服装批发市场和花鸟鱼市场等，使爷爷对我的生存环境有了一个全方位更深入的了解。
一个周末，我陪爷爷去了一趟五泉山公园。最让爷爷感兴趣的是公园里的动物园。在关着东北虎的铁笼子前，爷爷看着很威风但面容和善、在笼中像个大领导样踱着方步的老虎足足看了有十多分钟，然后问我，这么大的个家伙是怎么抓住的，谁这么大的胆？怎么没把这家伙的牙给拔了，要是不小心让这家伙跑出来，跑到大街上，会伤多少人……
在狼和锦鸡的笼子前，爷爷边看边说，这狼关得都跟狗一样了，你看那眼神跟狗的一模一样，哪还像个狼。说来我也快三十年没见这家伙了，我还以为死绝了呢！这锦鸡我们那山里以前可多了，自从农业学大寨那年起，山上的皮被剥了一层又一层，不要说锦鸡了，就连蚂蚱也找不着个乘凉的阴影了。
看过麻雀的家和宠物犬后，爷爷笑说，你们城里人也真是的，把个麻雀和狗也当个宝似的，这在咱们那儿到处都是，都成害人精了。尤其是狗，不但家家有，不少家还养了好几只，好像这世界全是贼，好像他家有多少金元宝似的，让人串个门都不方便，猛不防就会被咬上一口，害人的很。我说，这动物园主要是为娃娃们开的，现在的娃娃们都是在书本上见过牛羊猪狗之类的动物，哪见过真的。所以，就想了这么个办法，把一些动物集中在这里，供娃娃们参观、辨认，好使书本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要不娃娃学了还不等于白学。
爷爷接着我的话题问我，那娃娃们想知道麦子、谷子、糜子、豆子是怎么种怎么收的到哪里去参观？
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一个城市有这样的可供娃娃们学习参观的基地，便如实告诉爷爷。并说，城里的孩子不要说五谷不分了，不少孩子连花生和土豆是地下生的还是树上长的都弄不清。现在的孩子个个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这还挑三拣四、横挑鼻子竖挑眼，压根就没想过粮食是怎么种怎么收的。
听了我的话，爷爷一句话也没说，一脸的忧虑，仿佛是自己的失职。
又一个周末，我请爷爷到我家附近的雁滩公园闲转，见满公园的人一个个悠闲自在地或打牌、吃喝、钓鱼，或在躺椅上睡觉、聊天喝茶，爷爷感慨地说，这天下的苦都让农民吃了，福都让城里人享了。
我在一个凉亭下找了个空桌子，要了几杯茶和几个小吃，想让爷爷也享受一阵城里人的清闲。喝了一会儿茶聊了几句天，爷爷说这样闲着让人心慌，建议到别的地方再转转看看。结账时，爷爷见花了一百多元，心疼地骂我，这么几杯茶就花了一百多块，这些钱买的茶叶够我喝一年的，你们他妈妈的简直把钱不当钱。
最后一个周末，我找了一个比较好的酒店，凉菜热菜各点了八个为爷爷送行，凡是爷爷在老家能吃着的菜一个没点。眼大肚子小，当酒足饭饱时桌子上的菜还剩有将近一半。
结完账走出包厢的门，爷爷三步一回头，我问爷爷是不是把什么东西落在包厢了。爷爷说，那么多菜就给人家放下了？我明白爷爷的意思，就说，带回去也没人吃，扔还没地方。爷爷脸一变骂道，都这么败，这个国家迟早会被败光的。骂完对弟弟说，你去把那些吃剩下的饭菜装着带回家，明天给我热了吃，多好的菜，就这么扔掉了多可惜。
我哑口无语。
回到老家，妹妹问爷爷此行的感受，爷爷说，城里就不是咱们乡里农民待的地方，喝口水上个厕所都得花钱，像咱们一年苦下的那几个钱，还不够他们两天折腾，如果手里没几个钱，那日子愁都能把人愁死，还是咱们乡下好，起码不用为吃喝发愁吧。没菜了到地里拔几棵就有了，没面了用磨子一磨就有了……
爷爷的一生是孤独的，孤独如厚厚的黄土。
自从我的奶奶他的媳妇在生第二胎时因大出血一失两命，离开了爷爷和不到三岁的父亲，爷爷便跌进了孤独似海的深渊。那时爷爷只有二十二三岁，可以说，人生的路刚起了个步。那时，他完全可以为我再娶个奶奶，给自己一个温暖的家，可他拒绝了，而且拒绝了一生。他对谁也没说为什么，谁也猜不透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听长辈们说，那时给爷爷说媒的人把门槛都快踩断了，可他只摇头不说话。也有心仪爷爷的女子，偷偷地让人打问过爷爷的意思，他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将通往婚姻的门窗死死地关上了，这一关就是六十年。在这六十年里，只有影子是他的伴侣。我不知道，在这六十年里，白天有影子身前身后跟着他，无月无星无灯的深夜谁又能解他的寂寞？
记得二零零一年春天，爷爷因不慎摔了一跤而突发心梗，生命垂危之际，他对坐了一炕前的家门兄弟侄孙及闻讯赶来的亲戚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出去，只留下父亲，对父亲说，他的床头柜里的一个手绢中还包有五元钱，让取出装好，别拉的丢了。
五块钱的遗产，在辛苦了一生的爷爷眼里，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而这五块钱还是过年时一位亲戚看他时给他的零花钱。
爷爷病危我回家探视，爷爷问我有没有零钱给他十块。我问他要钱干什么，他说我弟弟的儿子都几岁了他还没给过压岁钱，似乎不给这个压岁钱，就欠了重孙的债一样。
我给了他一百元，他嫌多，说，一个小孩子给那么多钱干什么，有个意思就行了。
我给了他二十，他接了钱大声喊了五岁不到的侄子袁辕，他唯一的重孙。给了钱后他似乎还想说点什么，可不谙世事的侄子兔子样蹦来拿了钱后又兔子样跳着跑了。他不会知道，这二十元钱可是太爷爷的唯一遗产，这里面的期望侄子是无法意会的。
爷爷用二十元钱完成了他的心愿，给自己的人生画了一个满意的句点。
爷爷百年的第二天傍晚我才赶到家，本来储备了一肚子的泪水，可见了爷爷连一滴也挤不出来，也没有一丝的悲痛。
不是我跟爷爷的感情不深，不是我对爷爷的离去不留恋。事后我想，我当时之所以没有一点悲伤，是因为爷爷还在我的面前，还在我的眼中，如睡着了一样躺在那里。他并没有离去，只是睡着了，一如往日。
我按照乡俗给爷爷上了香烧了纸敬了酒，然后走到停放爷爷的床前，揭起覆盖在爷爷身上的红被单，握着爷爷的手静静地看了一会儿。
爷爷两眼微闭，仰面躺在两块木板拼起的床上。爷爷这样的睡觉姿势我是很少见的，印象中，爷爷始终是一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形象，面对着黄土耕面对着黄土种，面对着黄土收面对着黄土碾，面对着黄土样的碗面对着黄土样的饭，面对着黄土样的牛屁股面对着黄土样的牛鞭，一生被苦不堪言的日子逼迫得没闲工夫抬头看天，天压在他的头上，从他看不见的地方一点点将他的腰压弯，一点点压向地面。每每躺在床上，他想过面朝天歇歇腰身伸伸胳膊腿，可背硌得疼，他只能面对着窑壁，面对着站立的黄土而眠。看到爷爷身下铺的褥子有点单薄，我怕那木板硌疼了爷爷的背，伸出手想帮他侧一下身，让他睡得舒服一点。父亲看明白了我的意思，制止了我。父亲含着泪说：“你爷爷已经老百年了，翻不了身了，你就别动了。”
是啊，爷爷已经作古了，他的胳臂腿已动不了了，永远伸不展了，连背部的硌也永远感觉不到了。但爷爷终于面对了一次上天，可就是这难得一见的上天他也没看上一眼，当他面朝天的那一瞬，他人生的眼帘永远地闭上了。一入墓穴他面朝的还是黄土，黄土的地黄土的天。爷爷属于黄土，黄土就是他的人生。
爷爷跟往日睡着了没什么两样，只是因为浮肿，脸上裂了一道道小口子。因为全身血液停止了流动，那一道道小口子上往外渗的血已凝结在那里，如一颗颗含在眼眶的泪珠。以他苦难的一生，他的心上这样的血口子又有多少，有谁能说得清呢？他脸上、身上的道道血口子是不是他心中伤口的真实表现呢？我想用手轻轻地帮爷爷抹去那一道道伤口，擦去那一颗颗血珠子，可那血口子、血珠子就如雕刻上去的一样。尽管如此，爷爷依然一脸的安详，睡着了一样，只是听不到他的呼吸，感觉不到他胸脯的起伏了。
爷爷的手蜷曲着紧紧地握在一起，可他什么也没抓着，他曾经使过的犁、锄头、镰刀、羊鞭以及他心爱的烟锅、他最后半年寸步不离的拐棍，以前在什么地方还在什么地方，只有他换了地方。我握了握他的手，他的手像刚从雪中抽出来，冰得刺骨，仿佛寒冬腊月刚从外面做毡回来，疲惫不堪地睡了。我用两只手紧紧地握起爷爷的手，想拿出我全身的热，温暖一下爷爷。
我本想对爷爷说点什么，可一看爷爷睡得那么沉，便打消了这一念头，话到嘴边又咽回了肚里。爷爷是太累了，是该让他好好睡一觉了，就让他好好睡吧，千万别打扰他。
人睡着了有什么悲伤的，有什么哭的？直到爷爷入殓下葬入土，我才意识到爷爷是要永远离我而去了，眼泪这才不断线地涌了出来。可眼泪的线怎么能挽留得住爷爷此去的脚步呢？眼泪的线是拉不回爷爷的。
我曾参加过许多人的葬礼，也到殡仪馆向不少老领导、好朋友亲人的遗体告过别，可每次走出墓地或殡仪馆，一切如旧，在记忆中留不下多少印象。但自从爷爷下葬停放爷爷的床被搬走送完葬的人吃完饭出了门回了家后，家里一下显得非常空荡，似乎家里一件存放了几十年的大件家具被搬走了，院子和各个房间一下空出了一大块，满眼空旷。
炕还硬撑在那儿，可上面已没了爷爷的被褥；院子还那么敞亮着，再也见不到爷爷来来去去的身影；鸡还是那么捣蛋，再也听不见爷爷的叫骂声；路伸得越来越远，再不会有爷爷的脚印；树上的苹果红透了脸，已没了爷爷的手儿牵；羊鞭甩得山响，但已不是在爷爷的手上；犁铧在地里撒欢地跑，后面已不是爷爷在追赶；驴扯着脖子在喊叫，爷爷再也不能给它送草料。爷爷已经永远离开了这里，连他的音容他的影子也被搬走了，把我的心搬得空空荡荡。
晚上睡觉时，总觉着大门、房子也被什么人搬走了，有如睡在荒郊野外一样的空寂和惧怕。而且，这种感觉我从老家一直带到了城里的家中，持续至今。
出殡那天，一场罕见的大雾轻轻地掩盖在那虽不阔大但非常平整的塬头，填充在山与山之间。走在通往墓地的路上，我两眼迷朦，不知前后左右是谁，只感到一片抽泣声在移动。爷爷下葬后墓冢刚堆好，大雾如一床巨大的被子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一把扯了去，墓冢就像一个带不走的物件留在地上，留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祭台。
按九沟十八岔的规矩，老人去世后，家里的新当家者在老人下葬当天，必须搬到老人曾住过的房间，过了这个点，要住得等到三年以后另选日子。
爷爷安葬的当天下午，我们兄妹几个七手八脚将爷爷用过的东西进行了清理，将父母房子的东西原原本本搬进了爷爷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我习惯性地推开爷爷的房间，一连几天没合眼且因悲伤快要垮掉了的父亲还没有起床，他就躺在爷爷曾经睡觉的地方。
早晨的阳光，从明亮的窗户直射进来，白生生地照在炕上，恰好照在父亲的身上。父亲一头雪白的短发，在阳光的照射下，放射出一片洁白的光，那样子跟爷爷像极了。
我看着，鼻子不由一阵酸楚。心想，我的天，父亲怎么一下老的跟爷爷一样了呢？
清明节回家扫墓，站在爷爷的坟头我才真正明白，一个人的路走到坟墓算是真正走到了头，即使坟头长出了草开了花，花香被风播撒出很远很远也与他无关，他只与几个人的记忆有关，只与一冢黄土有关，或只与一方不起眼的墓碑有关。
或许若干年后当他的儿子孙子也将自己的路走完了，他也就与谁都无关了。
爷爷的墓在地的西头，我站在地的东头，中间是一大片被风吹弯了腰的青青麦苗。我没敢走到爷爷那头，那样的话无数麦苗就会做出无谓牺牲，爷爷一定会骂的。我曾因为在麦地里捉迷藏被爷爷骂过甚至还打过。尽管爷爷现在开不了口动不了手，可他的教训时常敲着我心中的钟，将我一次次惊醒。
我站在地头，与麦苗一同向爷爷鞠了一躬又一躬，麦苗看上去比我有孝心，我转身离开时，它们还一遍又一遍鞠着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