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我才读完了《南渡北归》大字版六本书，几百万字，我日日穿梭于其间，不能说是与大师们同呼吸、共命运，但撞击我心灵的东西太多太多，除了对大师们视学术为生命、认真严谨治学精神的钦佩，也除了对他们在国难当头，为保存国家的读书种子而不惧艰险的人格魅力的赞颂，更深更重的，是对曾经深刻于脑中的历史的发问：究竟何谓历史？历史的真相又在哪里？
我一直以为是记忆出了问题，但事实是，我们的教科书从来都没有记载过这些东西，所以，很多大师在我的脑海中只是个名字，有的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留存下来。
1928年至1937年，李济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脱去了传说的外衣，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但我们的中学教科书里却几乎没有提到。1945年7月1日，傅斯年延安之行，见到了他的学长范文澜。范老当时正在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关于“商朝事迹”部分，他引用了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人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同时对这些人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肯定。傅斯年表示赞赏并因此于范老握手言欢。只是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该书重新改写后，对于此段历史，就只剩下了“解放前有人发掘过”的话，再到后来，连“有人”二字也删掉了，只剩下“地下发掘证明”。所以，对于中国考古学界的这些大腕们，我们知之甚少，但他们在考古学史上作出的贡献是不会被轻易抹杀掉的。
抗战时期的地道战，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我们从影片中看到的是我们勤劳勇敢善良的老百姓，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发明了种种巧妙的地雷和神奇的炸药。而事实上，这一功劳要归功于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及其最亲密的学生熊大缜。熊大缜投笔从戎，到吕正操将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利用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军需品。后叶又派一批清华师生职工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以技术支援抗日游击战。同时，他本人在天津，在日军监视下组织大学爱国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偷运至冀中供应抗日部队。美国外交官曾称冀中的各色地雷不逊于美国的火箭，美国掌握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这样的功劳该记在谁的头上？没有叶企孙及其清华弟子，会有令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地道战之神威吗？
……
陈寅恪曾经痛斥自己的学生汪篯：“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胡适也曾经主张治史不必先存一个“主义”。但我们的治史呢？是否先存了“主义”，而丢失了客观与公正呢？史实就是史实，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论，又何需渲染和藏匿某些东西？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应该是本着“客观”“真实”的理念来治史，力求让历史回归其真相。时代在发展，人的认识思维也在发展，我相信，真相正在一步步走近我们。
（二）
《南渡北归》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对民国大师们的描述，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他们身上总能散发出一道光芒，让你肃然起敬；而他们又是一个整体，一个推动中国科学和文化向前迈进的整体，让后世学者无不仰慕和钦佩。“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不仅仅是作者一人的慨叹，更是千千万万国人的哀痛。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在北平沦陷之后，与梁思成在黄昏时分潜入清华园，抢救出约50毫克放射性镭。为了保住这份全世界都禁运的极其珍贵的高能物理材料，他把盛装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向长沙逃亡。为了躲避日本军人与伪军的盘查，他昼伏夜行、风餐露宿，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行李，而咸菜坛子却始终与他相伴。一个月后，当他到临时大学报到时，破衣烂履、蓬头垢面，拄着一根木棍，手提咸菜坛子，被工作人员认作乞丐。当他与梅贻琦校长见面时，梅的泪水涌出了眼眶。此情此景，何人能不落泪？谁人能不动情？赵历尽艰辛，不是为了护住自己的生命与财产，而是为了护住知识与文化的珍宝。这样的人，让人钦佩的不仅仅是学识，更是高尚的人格。
1926年3月16日，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在协和医院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出现严重失误，好肾切掉、坏肾留下。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为了维护西医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动地生根，梁启超作为受害者，非但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著文《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协和医院开脱。梁启超用他的生命来维护他笃信的科学和进步事业，这样的牺牲精神又有几人能有？我们又怎能以一介凡夫之心态来评论梁公“白丢了腰子”？倘若梁公大动肝火，不“白丢腰子”，西医在中国的立足又不知要迟上多少年！
盟军轰炸日本的时候，司令部请梁思成把日本的重要文化古迹列表，并在地图上标出位置，以便在轰炸中留意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梁思成与助手罗哲文工作了一个多月才完成任务，在送交地图时，梁特别强调了京都、奈良二城。他认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于这两座古城之中，这两座城的古建筑与文化，是世界人类文化财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在轰炸中把根留住。最后，这两座古城在盟军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始终未遭到真正意义上的空袭。这段历史，梁思成很少提及，直至42后，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日本人称梁思成为“古都的恩人”，而此时梁已去世14年矣。梁作为一个建筑学家，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没有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转嫁到日本的建筑与文化上来，而是站在世界文化传承的高度上，保全了京都与奈良。这种精神与品格，不仅仅值得日本人称颂，更是我们国人的骄傲。这才是世界级的学者！
……
大师们令人敬仰之处太多太多，我不能一一列举，只在这里把最能触动我心灵的事迹呈于此处，以聊表我的一点崇敬之情。
（三）
有心把大师们的风采一一记录于此，无奈才疏学浅，记忆力又严重衰退，很多人物和事件只在我脑中走了一遭，便消失得干干净净。重新翻阅，六本大书，又着实费劲，于是搜肠刮肚，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几位大师的为人与治学，留于此处，供你我共勉！
傅斯年，一个山东大汉，有着山东人与生俱来的豪爽与热心。我最敬佩的是他对学者们的保护，尤其是对梁思成、林徽因与梁思永的救助。傅斯年与梁氏兄弟并非深交，但他为了林徽因与梁思永的病，一次次地写信给上层，为他们寻求救命之钱款。倘若没有傅斯年，林徽因与梁思永的生命或许早就结束了。后来，为了给陈寅恪大师治眼病，傅又向朱家骅与基金会请求款项。这样的古道热肠，看重的不是私人情谊，而是他们的才华、他们的价值。整个抗战时期，傅为贫病交加的落魄知识分子向各方请求帮助，成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项要务，被誉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他是个直肠子，绰号“傅大炮”。这个称谓虽然不雅，但如果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多一些这样的“大炮”，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傅死后，台湾大学建“傅园”、“斯年堂”，兵工署特别捐赠纪念钟，名为“傅钟”。此钟成为台湾大学的精神象征。
梅贻琦，“清华永远的校长”。最喜欢他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最崇敬的是他对学生的保护：抗战前的学潮运动、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潮运动，每一次梅校长都巧妙应对、竭力斡旋，尽力保护学生不受伤害。他虽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仍然保护共产党身份的学生和教师。不仅如此，梅还尽力保留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当参军抗敌的热潮席卷到西南联大时，他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从军的，大多是本科以下学历的青年学生。像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优秀学子，都被保留了下来，而这些人日后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及世界科学的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一点上，梅绝对是有功之臣。他生前没有留下遗嘱，因为他没有任何财产，他留下的只是一笔笔的清华基金账目。他的高风亮节为世人瞩目，死后台湾当局在台湾成立了清华大学，并在校园内建立“梅园”和“梅亭”，园内植有各种名贵花木，这些花木构成了壮美秀丽的“梅林”。有人说：“清华人对梅先生孺慕情深，像听戏的人对梅兰芳一样入迷，我们却是另一种梅迷。”这样的语言，足以向世人展示清华人对梅校长的崇敬之情。
曾昭伦，一个“怪人”，一身斜襟的蓝布长衫，总是破破烂烂、土里土气。脸似乎从未洗过，头发凌乱，胡子啦喳，脚上的袜子似是没有祙筒，只到脚后跟为止。鞋子总是一双蓝色或黑色布鞋，且前后有洞，被师生们称作“空前绝后”。但他的“怪事”很多：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谈论化学；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衣服全湿透了，却仍提着伞走路；在家里吃饭，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因忙于工作而很少回家，保姆居然不认识他，把他当客人招待。总有人把他振兴北大化学系的功绩与蔡元培校长改革、振兴北大的功绩相比拟，这话虽有点言重了，但曾的功绩确实名动一时。一个学者，当他把自己的生命与所研究的学科融为一体的时候，这门学科又如何能不向前发展呢？而我们如今的一些所谓“学者”，只是沽名钓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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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陈寅恪大师上课之专注：面对黑板、背对学生一个劲地讲课；忘不了西南联大时，“狂徒”刘文典与吴宓大师月夜对讲《红楼梦》的精彩；更忘不了，文革时期，很多不甘和不堪受辱的学者们，一个接一个地结朿了自己的生命：跳楼者有之，喝药者有之，上吊者亦有之。《南渡》篇最为豪迈，《离别》篇最为悲壮；一个是感动，一个是痛恨。只有《北归》篇平平。倘若时光能够倒流，战乱和文革没有发生，那么，他们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我无可估量，或许这个世界都无可估量。向大师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