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收到二哥微信上的消息，说今年打算到成都来一趟，给我爸上坟，还个心愿。这里说说我二哥，他跟顺丰速运的创始人同名，但他是位牙科大夫，自己在北京有一个诊所。他是我老爸看着长大的，两人性情极为相投。老爸去世前每年都回一次北京探亲，二哥跟他两个就天天把酒夜谈，经常在外面一喝起酒来就夜不归宿，没少让我大爷大婶操心。
二哥打算清明节的时候来，我告诉他到时我去接他，在家里放心住，咱家出门没多远就是宽窄巷子、天府广场、人民公园，来了陪他四处逛逛去。二哥说，家的位置还真不错，只是这次来主要目的是上坟，游玩咱们就改下次吧。
算算离清明节还有将近一个月，估计到了四月份，鉴定的事情差不多也该出结论了。
今天还要去妇儿医院监督封存档案启封。到下午二点四十分，我和喵喵出发前往妇儿医院，院方那边的刘大妈，已经在电话里很热情地跟我约定下午三点在她的办公室碰面。我在电话里面仍然客气地称呼她刘老师，虽然娃娃是在她们医院出了事，但我也不会把怨恨情绪随意转嫁到医院的工作人员身上，这方面保持头脑清醒和情绪冷静是必要的，不亢不卑才有利于争取更多的支持，获得贵人相助，而“要想遇到贵人，自己就先得做个贵人”，这是李老师的语录，另外还有一句话也比较适合我此刻的态度：“咱们是来讨公道，不是来诉苦的，有事说事，没事不啰嗦”。
跟医院打交道方面，最近我还从薛兆丰的经济学思维中，获得一个启示：就是任何制度、或者社会现象背后，都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比如妇儿医院是一家资本实力、关系背景都很深厚的单位，当我们走上维权之路时，他们也会动用庞大的关系网和资金实力，与我们委托的公权力机构进行博弈，这势必使得公权力要付出的资源和成本也同样上升，最终结果不好预料，凭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微薄之力，很难左右具体形势。因此，我也早有思想准备，把自己该做的都做好，其他的就尽人事，听天命吧。
我跟喵喵一同来到医院，老远便看见刘大妈正穿着白大褂，站在办公室门前向我们热情招手，我也招了一下手，算是回应了。
刘大妈一边殷勤地招呼我们落座，一边亲自端茶倒水，还夸奖喵喵保养得挺好，脸色比上次见面时好多了，喵没啃声，可能不想多说。
接下来，医院档案室的工作人员当着我们的面取出封存的档案袋，当面启封。封存资料里有很多医师签署了意见的资料，是我们之前没看到过的，为避免耽误时间，我提议先把资料复印一套，然后封存原件，再用复印件来继续复印，我们也不用守在这儿了。刘大妈明显不熟悉复印操作，居然没听懂，我再解释一遍之后，她又担心用复印件再次复印出来的资料清晰度不够。这时，档案室的主任说，在接待区那边的办公室有台大型一体机，复印应该没问题，而且可以加深复印字体，速度也快，我们就多带几包打印纸过去复印。刘大妈说，没关系，我们就借用他们部门的纸，到时候跟我他们部门说一下，还他们几包就是了。
随后，我们来到接待区，发现那台一体机还需要输入账户密码才能使用，于是刘大妈指挥几个下属又是协调，又是找人，终于把一体机启动起来，看来这妇儿医院各部门的协调，可能还真有点问题。然后，档案室主任、刘大妈和她手下几个年轻女员工开始忙碌起来，因为对一体机操作不熟悉，她们还得现摸索。这一体机还比较容易卡纸，可能是欠维护，于是她们又手忙脚乱清理废纸、重新调试、再复印、再清点页数，重复上述动作，我和喵喵就在一旁看着，结果第一套资料复印就用了近两个钟头，等再次封好原件资料时已经快到下午五点半了，此时喵喵的腰痛得快直不起来了，我看接下来已经没什么要紧事了，于是向刘大妈告辞走人，刘大妈依旧很热情，告别的时候还拍了一下我肩膀以示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