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大姨是我娘的堂姐，不是真聋，就是耳朵有点背，说话得大声才能听见。娘的堂姐妹多，为区别期间我们兄妹便叫她聋大姨。

    姥姥家旧社会是个大户人家，使奴唤婢，家趁人值。聋大姨爹娘早早去世，老祖母做主和行唐寨里一家财主少爷订了婚。快要结婚时，“七七事变”日本人打过来了，兵荒马乱，带着个大姑娘逃难不便。老祖母便领着她到婆家去圆房。来到行唐寨里，婆家人都去逃难去了，家里只剩下老太太看家。等了几天毫无音讯，俩老太太一商量，老祖母说：“把孩子就放到你家，就是你家人了。”过了一段局势平稳，财主一家人都回来了，张罗着要办喜事。少爷念过新学堂，一见我聋大姨就不喜欢，说啥也不同意，说：“现在都民国了，不能包办。谁同意谁和她拜堂。”牛不喝水强按头，捆绑不成夫妻。万般无奈，只得跟娘家捎信，老祖母把聋大姨接了回来。

  后来聋大姨给本村的姓田的一家财主当了填房，女婿是个很不成材的人，长得很丑，矮个子，红眼圈，烂眼边，一头癞头疮。前房留下了一个儿子，自己又生了一儿俩女。好日子没过多久，村里闹平分（土改），家里的房子地分光了不说，大姨夫被勒令交代浮财，关在小黑屋，吊着打，遍体鳞伤，家里被掘地三尺，挖出了三百块大洋。大姨夫连病再气一命呜呼了。剩下聋大姨孤儿寡母艰难度日，受尽苦辛。常言说：穷在大街无人问，富住深山有远亲。聋大姨亲戚也不亲，她从小没爹没娘，疼爱她的老祖母早死多年了，回娘家只能去堂哥家。有一次回娘家，她正在厦阶台上坐着，纳闷怎么晌午了还不揭锅？一瞅，院里没人了——堂哥一家正关着门吃饭呢！聋大姨悲从中来，嚎啕大哭：“我那早死的爹娘啊——”

    我们那时候小，吃得少，我爹偷偷贩卖猪，用奖励的猪饲料条拿到粮站换成麦子，所以年年节余一大瓮麦子。青黄不接的时候，聋大姨揭不开锅了，我家借给她半布袋高粱、棒棒。秋天，聋大姨用高粱杆做成放干粮的筐筐、放饺子的拍片给我家送来。她耳朵聋，说话声音特别大，对我娘说：“俺闺女将来说婆家，就说像二刁这样有本事的。”二刁是我爹的小名。好容易孩子们长大了，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地主富农的狗崽子根本说不上媳妇，那时候同是成份不好的人家用自家儿女彼此交换结婚叫换亲。聋大姨只得用大女儿跟大儿子满圈换了个哑巴媳妇，但自己亲生的儿子满囤还打着光棍，愁的聋大姨头发都白了，到处托人给小儿子说媳妇——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能换亲的。

    正在这时，小女儿偷着摞槐叶让民兵发现了，非得让游街不可。本来村里的洋槐树枝繁叶茂的，不时有人偷偷上树摞槐叶晒干弄到县城卖给加工厂，厂里磨成面走外贸。村里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坚决抵制。成份好的社员抓住了批评批评就放了，这回好容易抓住了一个地富分子，正好弄个反面典型杀杀资本主义妖风。村党支部决定游街示众，可怜聋大姨的小女儿，还是个未出阁的黄花大姑娘，背着偷的槐叶筐，胸前绑着五块钱罚款，被民兵押着，敲着小锣游街。每到一个大街口，停下来对围观的人群喊：“我偷了生产队里的槐叶，我有罪。”村是个大村，游了一下午才转完，小女儿回到家关起门来哭了一夜，喝了农药。等第二天早上发现时，身子早已经凉了。埋了女儿，大姨耳朵全聋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文革结束了，实行生产责任制，生活慢慢好了起来。小儿子满囤也娶了媳妇，聋大姨年逾古稀，和孩子们分开另过。大儿子满圈不是亲生的，几乎不来往，啥东西不给，声称活不养死不葬；满囤嫌老大满圈不供养，让自己一个人养着受屈，因此两口子天天当啷着脸，没好气。

  聋大姨自己到地里拾庄稼凑合着生活，年岁越来越大，干不动了，只得靠满囤供养。一开始大姨自己能做饭，后来摔着腿了，没钱看，就摊在炕上。满囤弄个大碗让他娘使，每天端碗饭往大碗里一倒就走。那个大碗从来不刷不洗，硌渣大厚，就像个猪槽子。就这样还不及时，有时忘了一两天不去送饭。饿得大姨满院子喊叫，我舅舅听说了，找到满囤数落了一番，两口子就好两天，过几天又成老样子了，大姨饿得伸着脖子喊我舅舅：“银海—，救我啊——；银海——，救我啊——”满囤在前院听见了，怒气冲冲地冲进屋里，照着他娘的身上乱踹。左右邻居实在看不惯了，过去把满囤拉开。我母亲去看望聋大姨，屋里黑咕隆咚的，大姨头发老长、眼窝塌陷，瘦得脱像了，像只狗一样蜷缩在炕角，膝盖踹断了，露着骨头茬子，那只大腕脏的看不出原色，忍不住找到满囤说：“满囤，你看看你娘的屋里像个猪圈，臭气轰轰的，你给你娘洗涮洗涮。她都八十多了，还能活几天！”满囤低头不语。

  时间不长，聋大姨死了。有人说是饿死的。发丧完聋子大姨，满囤两口子清理聋大姨的屋子，把那个大黑碗拿了出来，新娶的儿媳妇说：“放着吧，拿它干嘛？”满囤两口子说：“你奶奶用过的，脏乎乎的，拿出去扔了吧”儿媳妇说：“别介，留着吧，等你们老了接着用。”满圈两口子顿时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