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冯小刚来说，拍好一部叙事片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反应，从《甲方乙方》到《非诚勿扰》再到《唐山大地震》，直到最近一上映就获得极佳口碑的《芳华》，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通过电影的手法搬上荧幕，使正处IP时代的我们有幸回望早已远去的年代里，对那些伤感着、喜悦着的曾经，有了一次又一次的感触与反顾。
我是带着一种庄重的仪式感走进影院的，与不同时代的人一起去领略那个时代的情感交怀。从革命舞蹈在时代感极强、略显陈旧的光影下欢快的拉开帷幕的那一刻起，很多人的眼眶湿了又湿，不仅仅是对“做一个好人真难”哀叹惋惜，对主人公的遭遇痛心疾首。这个被道德绑架下的悖论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优秀者就是要比常人付出更加巨大的代价，来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标榜精神的力量。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圣人就是圣人，贼盗就是贼盗，既然要带上耀眼的光环，就绝不容忍瑕疵和污点出现，我们于是经常习惯于这样思考，“他那么优秀，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或者“他那么卑劣，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定义论断一个人一件事。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绝对没有双重的标准。
“欲带皇冠，必承其重。”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好人难当还是坏人好做，我认为都不是重点，重点就在于“坦荡”和“戚戚”二字的区别，当我们的先哲给出这样论断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定是在做足了观察之后的实践反馈。一个真正的好人是愿意放弃外在利益从而获得内在“坦荡荡”的人；一个真正的坏人是愿意为了外在的利益而不惜“常戚戚”的人。
时代在变，但人性的贪婪、懒惰的本质不变，只是在外因、内因双重作用下的轻重之别，在一个颠倒黑白，秩序重构的年代和黑白分明，秩序井然的年代，人性对贪婪、懒惰的袒露有着不一样的量级界定。受年代属性和政治形态的影响，那个年代的人性还是晦涩的、矜持的，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影片准确的陈述了这一现象。
让人难以名状的部分是改革开放后的我们，是如何对待那些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过巨大自我牺牲的伤残军人，没有经历战争的人们在享受盛世太平的繁花硕果时，很难切实的想象到战争给那一代人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伤害。开放后的我们为了发展经济，那些功勋赫赫的老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被尘封在旧时光里的过去，被遗忘，被忽视，被冷漠的对待。
写这篇论调式的影评时，正值我二叔去世八周年。
二叔是援朝战争的老兵，十六岁被征入伍，在激战的前线，二叔这样描述战争:
“密集子弹穿过头顶的声音，像冬月贯穿巷道的风。”
“残缺的尸首满山遍野，来不及清理的沟壑，野狗狂欢。”
“除了恐惧之外还是恐惧，希望自己要么尽快死掉，要么早日回到家乡，不想再经历熟悉或陌生的战友一个个离开的疼痛，什么都可以不要。”
一颗子弹精准的打穿了二叔大腿，差点要了二叔的命，入伍三年后的九月，二叔带着“三等功”和“二级伤残”的光环回到家乡。
回乡后的二叔脾气暴躁、性情诡张，遭村里人误解和不解是常事，甚至被人指责唾骂，人们好像都忘记了他曾经是援朝致残的老兵。
在九十年代贫穷的农村，以一个农民的身份生产生活，日子时常捉襟见肘，但二叔从没有埋怨政策的不公和命运的辜负。
二叔在看到电视剧里不切实际的战争描述，会气急败坏破口大骂编电视剧的人，再到后来就索性不看了。
2006年以后，二叔才有一份不高的工资，领到第一份工资的那天，二叔依在我家的门栏上精神爽朗，咧着嘴高兴了好久。
直到2011年去世前的几年，每次去乡镇府领工资，都要自言自语的反复说:“国家没有忘记我们！”
是的，祖国没有忘记！人民也没有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