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就其对当时许多问题的思考，百年之后仍然不能抹杀其具有现实意义的光辉。《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在经济上郑氏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见解；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的运用无不体现了黑暗与残暴，所以须得向西方学习，他说"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
《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重要著作，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式出版[1]，版本多达二十多种。书中封面题：“首为商战鼓与呼”，内容包括了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日危难的所有问题。其内容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根源乃在于专制政治。郑观应自隐居澳门后，致力扩编1873年完成的《救世揭要》和1880年的《易言》，结果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完成深具影响力的《盛世危言》。其后，郑观应按当时中国的形势变化，一再增补内容。因应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形势，8卷本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于光绪二十六年编成。该著作被重印20余次，乃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书。
作品评价
《盛世危言》对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光绪二十一年，江苏布政使臣邓华熙曾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光绪，光绪批示印制2000部，分发给各省高级干部，国内各书坊立即盗版翻刻，达十余万部之多，并成为科举士子的必读参考书籍。
郑观应所谈到的“没有议院民主，如何凝聚亿万百姓之心为一心”，其实即民众的国家认同感问题。郑氏希望在十九世纪末期以一种新制度文明给国民铸就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感，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与失败，再尝试中逐渐走出了一种新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与郑氏所描绘的大有不同，然而，一以贯之的是对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不懈追求。
作品影响
《盛世危言》问世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国内的民族危机感极重，该书出版后随即轰动社会及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据说《盛世危言》亦曾呈给光绪帝，光绪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该著作被当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亦评“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由此，可窥见该书对治理国家之价值。《盛世危言》乃中日甲午战争前著名的政治改良论著。
除清朝社会外，著作对其后的社会亦产生广泛影响。《盛世危言》的出版，其中对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具承先启后的作用，亦为1898年开始的百日维新奠下重要根基。蔡元培于《蔡元培年谱》评价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受郑观应和《盛世危言》影响的著名人士，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述毛泽东在1936年曾回忆自己青年时阅读该书的感想：“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 尽管这一自述常被引用——作为《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例证——但是，如果斯诺记载无误的话，那么，13岁的毛泽东其实并未读懂《盛世危言》。与少年毛泽东的理解恰恰相反，作者郑观应对晚清改革专注于引进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其实持批判态度。郑氏急于要引进中国的，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具体而言，是议会民主制度。同时，《盛世危言》所提出的革新观念和“以商立国”的商战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商业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