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71年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中有51．2%是捐的官”，也就是拿钱买官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科举（剩余的48．8%的官员也并非全部来自科举）。另一项针对湖北和山西太谷、安泽、虞乡三县的统计显示，只有3%—4%的“士”（生员）能通过科举取士完成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流动。科举之于清帝国，既在于造就一个由士构成的统治基础，也在于给士制造一种幻象，让他们觉得自己“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这种幻象没有年龄限制，每三年举行一次。无论落第多少回，只要还活着，似乎就仍有成功的机会和希望。换句话说，与其说它是一条上升通道，不如说更像是安慰剂，成功地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1905年之前，上百万读书人（以获得“生员”资格为准），就安安静静地活在这样的幻象里。清代官僚的主要来源不是科举取士，其他朝代也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