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孕妇坠楼事件是一起让人痛心的悲剧，同时也是一起极端个案，绝不能因其令人悲痛的程度便轻易挥舞起道德的“大棒”，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一个泯灭人性的家属形象的假人，进而大加鞭笞。极端个案不应当从道德层面泛化，轻易不脱离事件本身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
日前榆林院方发布声明通告，在其力求免除自身责任的同时，坠楼孕妇马某某的家属被推上了风口浪尖。网络中评论称家属为“人渣”的声音不在少数，在经过媒体的报道和网络大V的转发、评论后，监控镜头中显示孕妇生前向家属“下跪”的举动似乎已经坐实，更添旁观者们心中的怒火。更有些知名新浪博主化身侦探，对事件进行了一番细节推理，最后颇为费力地得出孕妇的丈夫、婆婆根本不是人等早已设定好的结论。
纵观这些言论，不难发现其中蕴藏的极端观念。这些一味谴责家属的评论者，一方面完全忽视了家属在此次事件中也是受害者的事实，他们失去了两位亲人，这种悲痛远比轻易评论的人们的痛心来得真切得多，或许家属确有残酷的一面，但该事件既然被定性为“自杀”，那么家属绝不可被断然称为“凶手”。从另一方面来说，极端观念如果仅停留在极端个人身上，那么无可厚非，毕竟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尽相同，但是这种极端观念传播到网上，恰恰便是最能引爆大众痛点的“烈性炸药”，你看那些高喊“姐妹们，以后嫁人一定要睁大了眼睛，现在人渣太多”者，大概可能真是已阅尽了世间一切情仇的智者。但事实上，若真叫他们实实在在举出身边存在的例证时，恐怕是多说不出一个字来的。
细究原因，传播学上有一种理论叫“第三人效果”，简单来说，就是人们总认为社会事件对自己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而对他人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更展开地来看，人们很容易将偶然发生的事情视作是普遍存在的，尽管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从经历过甚至从未见过。但是，多数人自认为聪明且理性，总觉得发生过的事一直在原原本本重演，并且是大概率的，其论据就是“自己没见到过不代表没发生过”，其实这正是亲自验证了“第三人效果”理论。
况且，社会事件只有经过媒体才能得以广泛曝光，而媒体向来是“逐臭”的，他们不惜余力用自己的公信力为某些重大事件站台。倒不是说这种做法本身的问题，毕竟重大的、反常的事情更具有新闻价值，只是说公众在社会事件面前是无知的，并且很容易产生恐慌，而这种恐慌情绪像汽油一般一点即燃。正如此次事件，关注者中那些尚未结婚的青年女性，很容易便会受到“恐婚”情绪的影响，这便不难保证，她们在将来的婚嫁之中，不会戴着一副怀疑的滤光镜去审视自己未来的婆家。
其实，要规避这些可能存在的次生问题非常简单，只要我们用客观的态度即可。也就是说，此次事件中家属的问题是一定存在的，这不可否认，否则孕妇怎会心理崩溃到选择自杀这条路？但同时，医院也不可能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他们是专业的医疗人员，孕妇的自杀或多或少也受到他们的影响，且至少，医护人员对孕妇马某某的照看并不到位。
我们拿起道德的武器行主观判断之实，这非常简单，因为道德不是法律，不会有条条框框，道德也不是技术，不下一番功夫难以掌握。言论者们你一言我一语，四处都能指摘出一点伦理道德，实则对事件本身和解决问题毫无益处。我们讨论问题是为了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而如果讨论者仍旧一味痛骂家属抑或指责医院，可以解决“医闹”的问题吗？可以解决医院怕担责的问题吗？可以解决“医改”难以推进的问题吗？可以解决医疗资源匮乏和医疗服务水平较低的问题吗？
不可以。
过激而片面地讨论问题，永远只会让问题更难解决，也永远无法挽救那位已经离开人世的孕妇的生命，她从来不是第一个马某某，也不是最后一个马某某。
2017年9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