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后，天不再像大伏天那么热了，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八点钟，我去福建路天潼路南边车行租了辆自行车，讲好下午四点来还，付了六角钱。我骑上车去了叔叔家。
今春，叔叔来过外婆家，告诉我，他家搬场了，离诸家行不远，从沪闵路（指老沪闵路，现今的沪闵路那时还是田野）走还近了点，离诸家行还有里把路的沈家宅，他告诉我，到那里只要问“老纪家”人人都知道。我到阿叔家九点多吧。阿叔看到我面开颜笑的。先领我看了他的新居，平房，也是两间，朝南，面积比诸家行那屋要大多了。他告诉我，公私合营后，他从外包工变成石棉厂的正式职工，每天要上班，且要去闵行。厂里领导看到他手很巧，就让他作机械维修工，算作个三脚猫（注：未经正式拜师学艺，或叫自学成才的吧。）的钳工吧。这时，阿叔已有五个孩子。阿叔第一个孩子在解放前病故。大女儿今年十五岁，读小学六年级。下面两个儿子，瑞年四年级，达年三年级。小女儿还未上学。最小的，阿叔唤作“小弟”的，是去年春天生的，肉蛋一个，听到我来，急急忙忙从别家场地上回来，进屋门被门槛绊了下跌进来，像皮球似的滚了下就九爬起来。阿叔忙给他拍了身上的土，问：“跌痛否？”将他抱了起来，并对他说：“叫，大阿哥。”他朝我笑笑，轻轻地叫了声：“大阿哥。”返身扒在阿叔的肩上。
饭后，阿叔因我到来高兴，酒喝多了点，在拍小弟睡觉时，自己也睡着勒。阿婶对我抱怨这个家的每个人，她最嫌恶的是女儿，去屋里拿出一个东西给我看：“侬看看，刚刚十五岁，自己做这东西，像妖怪似的套在奶奶上，学上海少奶奶样了。这种东西呒啥好，包紧俩只奶奶，将来养小囡喂奶都困难。上海少奶奶有几个是自己喂奶的，小囡吸不出来啊，只好请奶妈。伲是穷人家，伊将来有福气嫁到上海去做少奶奶哇？”妹妹跑过来，一把抢了回去，对阿婶丢下狠狠地一眼。我说：“妹妹长大了，懂得爱美，自己动手做，这都是好事，阿婶。”妹妹听我这一说，在屋里边站定了，回身说：“她啥都不懂，老古董一个。”“侬看看，侬看看，讲我是老古董。”“阿婶，老古董可值钱了。”我这一打岔，母女俩都笑了。阿叔也醒了，出来时走过女儿身边撸了下她的头。我对阿婶嘀咕：“做得蛮像样的。”阿婶也轻轻地告诉我：“伊拉学堂里，来了个新老师，是个上海小姑娘，伊是在那小姑娘凉出来的衣裳中看到后回来做的。”我心想着妹妹挺聪明的。
阿婶见阿叔从里屋出来，她就到里屋去了。阿叔走到我身边（其时，我站在朝南的窗口前，看着邻家养的几只鸡在庭园里的树荫下闲庭信步）轻轻地说：“阿拉家里有的是气，缺少一块‘楷台布’。那阿婶认为现在妇女翻身了，家里事为啥还要伊一人管。可我要上班，早出晚归的，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她不管。谁管？而伊认为自己前世作孽，今世是来还债的。所以，伊认为家里人都是讨债鬼。大的二个或许有做错事、不听话啦，伊要发火，情有可原。可小弟才二岁的人，懂什么了。可做母亲的伊也对之发火，稍不称心就打小弟屁股，真正是没话说了。我曾经好好地搭伊说过，做母亲的要像揩台布，桌上有垃圾了，去抹抹掉算了。不能大喊大叫地抱怨。可伊，好了二、三天，老毛病依旧。真对伊没办法。”
下午两点半，我要走了。阿叔让我吃了晚饭再走。我告诉他，五点半我要到市工人文化宫去值班。当我离开时，阿叔要送我，我让他别送了。这时，妹妹笑嘻嘻地从里屋出来：“大阿哥，我来送侬。”瓜子脸一下子红靥靥的了。阿叔听后非常高兴；阿婶也出来与我告别，还嘱咐我以后常来。这时妹妹和老三从里屋出来，老三左手拿着个有长长橡皮筋的弹弓，右手从一个桶里抓了一小把黄豆：“伲也送送大阿哥。”边说边往外走，把黄豆塞在短裤右后边的小口袋里。
我推着自行车，妹妹与我并肩走，老三跟在后面，看到一只麻雀从路的左边一棵树上向右边飞去，他嗖地一声打出去，那只麻雀应声落地，我不禁夸奖他一句：“好眼火，今世‘小李广’。”他大步奔过去，拾起那只麻雀，又走回来跟在后面，我问他怎么练出来，他憨厚地笑笑：“打得多了，就准。”有的麻雀隐在树丛中，他眼尖，也能打下来。一路上妹妹告诉我她们学校里的事，讲得最多的是她们那位从上海下来的年轻女老师。她说的话全是本地话：“伲、伲”的。走完了二人并行的泥路，到了沪闵路，我让他们别送了。老三：“诺，阿姐，拿好。”他又拉响了弹弓，有一只麻雀掉在我自行车前。我替他拾起来，交给妹妹，与他们挥挥手，我骑上车回上海了。
沪闵路路面与去年从宁波骆驼桥到余姚的路面差不多，不同的是，感觉上同样的宽度却显得狭窄，注意了下，宁波乡下公路两边大多是田野，而这里却有公墓、工厂（都有围墙）、牧场（用细竹条编成围墙），而且道路多曲里拐弯，直到过了龙华铁路道口（那里有七、八条铁轨），我来去都碰到了货车的调度，一等刻把钟。过了道口，折向东骑了一段又折向西北，斜里到了漕河泾，再朝北到了漕溪路。那时漕溪路也不宽，过了土山湾，到了徐家汇折向东，上了衡山路，那是条平坦的柏油马路，两边有高大的法国梧桐树遮阳，骑在那路上，下没有颠簸，上没有直晒得火辣辣的阳光，路上静静地，没有行人，没有车辆，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浑身来劲，踏得飞快。当过了高安路，我不觉朝对面那幢有拱形门洞的洋楼看了看，有点感慨。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国庆节来了。八月份开始，文开司路上那幢空房子开了门，街道在此办起了食堂，为附近小工场的工人和居民服务。一是因国庆节郑彩文与小王蟹要结婚了，她请辞不再来帮佣；二是大阿姨又怀孕了。所以大家商量后，十月份起，我们搭伙食堂。十一早晨，早饭一两一只馒头，我吃了三只，加上一两一碗的粥，二分钱的酱菜共花了七分钱。中午六两米饭，一客有菜底的红烧肉，共用去一角八分，晚上六两米饭，一客鸡毛菜，用去八分钱，一天下来，总共用了三角三分。我不是每天吃肉，一月下来，我吃饭吃掉了八元钱。这样，无形中增加了八元左右的收入。钱，我都存在天潼路上那片坐南朝北，面对回仁里单开间门的中国人民银行里。以前每月存五元钱，现在可存十三元了。我每月定量因从事轻工业劳动是卅六斤，这样每月粮票也可余四斤。我为生活安定心里高兴。
一九五八年的春节，市工人文化宫专门为总工会，市宫的干部职工和家属放两场电影。一部新片，王丹凤主演的“护士日记”。我也拿到了两张初二第三场的电影票。我请外公看，外公不要看。隔壁唐莹听到了，悄悄地找到我要那张电影票“我跟侬去看。”“你哥会说话吗？”“我告诉他们，我拾到一张电影票就是了。”“侬认得路吗？”“勿可以讲好辰光在天潼路弄堂口等吗？”“侬倒是人小举”鬼“大。”“这一想就想出来。”那天去的时候，她在弄口看到我，丢个眼色，示意我朝前走，她等了会，朝我看看，再跟在后面，直到浙江路要过北京路了，才奔到我身边，要挽我的胳膊，我让她并排走，不要拉拉扯扯的。
看完电影，散场出来，她抓住我的左手，我挣也挣不脱，她在我耳边说：“人多，我怕走散了不认得路。”这没话可说，由她抓着，沿着西藏路向北，过了福州路，我一下挣脱了，她再欲抓我的手，我对她说：“我不习惯，还是好好地走吧。”一路上先问我：“那护士后来嫁给那姓陆的了吗？”“我说不知道；要问得去问编剧和导演。再接着说那护士漂亮，那男主角更漂亮，看我没反应，她竟笑眯眯地说：“就像我和你。”我朝伊看看，讲“不要吓我，我尚有自知之明——并不漂亮。至于侬末，我也不晓得漂亮不漂亮。”在碰了软钉子后，她心情依旧不错，哼起了“小燕子”。走到天潼路福建路口时，她将我朝北一推，要我走福建路回，她则走回仁里去。就这样，她哥还是知道我们去看了电影，找过我声色严厉地对我说：“不要动我妹子的脑筋。”我将事情始末告诉了他才不啃声了。
春天里的一个下午，三点左右，我一个人坐在外婆家门里桌边的凳子上，一本书摊在桌上，津津有味地看着。唐莹从她家那黑屋出来，到我身后伸手把书抢了，人还朝外婆屋里进了一步，我站起来向她要书，她左躲右闪的，人往后一退，到了床边，我呢进了一步，她将书往我外婆的床上一丢，将我抱住，捷速地上贴下摸。我心慌得很，将她一推，她乘势倒向床上，还拉住我，我用力一下挣脱了她的手，看她两腿拨开地躺在床上，两眼含笑火辣辣地看着我。我讲：“侬不能这样。”并弯腰从床上拿了书，坐回原处。她这才坐起来拉开大嘴，笑着说：“搭侬寻开心。”我说：“侬坐着，说说话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