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消费的美国人》从美国长期盛行的过度消费行为深入剖析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背后的原因。在其中，让我受益匪浅的是作者通过深入探索消费者的内心的隐秘世界，发现他们消费背后的逻辑，从而希望消费者们脱下高消费思想生活的镣铐，改变自己原有的消费习惯，让盲目的高消费变为理性消费。

现代人的消费方式主流特点是符号消费。我们愿意买Chloe的衣服，Coach的皮包，或者甚至更贵的Hermes的皮包，Rolex的手表，小小一件消费品要花去几个月的薪水，可是人们还是“甘之如饴”。然而这些消费品真的是出于自己的喜爱而买，又或是因为商品的符号、同辈群体压力或者单纯的是为了炫耀性消费？

如果仅仅是为了属于消费品的符号而购买，那么在商家的消费策略中，我们是否活成了消费品中的“他者”？我们为什么要借助外在的消费品让别人认为我们是一个华丽的人？难道我们穿上没有品牌或较为低端的衣服，我们就不是我们自己了吗？但也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使用价值，人们更多的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自己的符号,或让进入一个小圈子的入场券，或向上流动的一种渴望。因此，为了购买消费品的符号而购买的意识形态本身就不是为了真的使用,而是一种符号性的炫耀，即“我能买得起什么牌子的商品”则意味着“我是谁”。这完全曲解了消费品的真正含义，并且忽视了消费者的主体性。这种时候的消费已经不是为了彰显自我的主体性了，而是彰显“他者中的自我”。

在今天的消费浪潮中，消费者与物的关系确实不再是简单的人与物的关系，而逐渐演变成了为主体与他者的关系。消费认同突出表现为炫耀性消费和符号消费，这两种消费都不再是主体自由地、自然而然地选择自己所真正需要的商品。这种消费并不是主体认同，即并不是因为“我是谁”去“买东西”，这种认同逻辑是因为“买的东西”导致“我是谁”。我们成为了他人眼光中的他者，生活成了他人的模样，却丢失了自己的模样。消费的主体是人，而消费品所产生的符号让人的意义丧失，这种符号性“面子观”的消费不仅无法正确发展正确的消费意识形态，反而带来一种人被物奴役的困境。

商品在符号学的系统中也许优先于个人，导致人们趋之若鹜地渴望符号。但人们似乎忘记了符号本身是空洞的。我们可以为了符号而生活，但不能被符号驾驭。如果我们因为符号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对一件商品“望眼欲穿”，然而得到了便“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这就仅仅只是寄希望于商品的符号指涉上。这种方式的购买非但不会使人们的欲望得到满足，相反会更空虚。事实上符号指涉与使用价值的关系就相当于人的颜值与三观的关系，我们对一个人的钟情或许“始于颜值”。但颜值代表的仅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也许还是通过化妆而被包装的；如果只为了追求颜值，欲望是无尽的，这样的感情并不能走的长远，只有两个人三观的吻合的这种实用性的“使用价值”才能携手一生。

事实上，本书中的“回游者”也给出了一种“抛弃颜值”的符号指涉，选择一种更简单而充实的“使用价值”的人生。这是在熙熙攘攘的消费中“找回主体”的极佳案例。“回游者”曾经为了购买更多的消费品，从而赚更多的钱，延长了工作时间，从而减少了自我发展和陪伴家庭的时间。然而他们慢慢意识到这种“一往无前”的消费升级的空虚以及身体的疲累，于是他们逐渐转向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即减少消费。这并不是说回游者不会因为选择这种轻松的生活而不付出相应的代价。相反，他们面临着更多的危机，即工作减少、薪水减少、钱不够用等。他们的孩子也可能因为父母资金短缺的原因，不能拥有尖端品牌的玩具与服饰。然而他们逐渐体会到自己动手制作物品来代替高额消费的快乐。孩子们也可以在与父母一起动手制作所需物品的过程中享受到了父母更多的陪伴。换言之，“回游者”为家庭创造了更多陪伴与爱的可能，这不得不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生活的补偿”。从高消费者到回游者角色的转变，不仅是一种生活状态的转变，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变，是一种从高消费生活方式中找回的自我认同并且他们用这种富足的自我认同陪伴了下一代。

因此，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吗？答案是肯定的。当我们所要购买东西时，也许花上一两分钟想一想，我们所要购买的商品符号意义是否大于使用价值？我们是否需要凭借这个商品去彰显自己的某些特质？没有这个物品是不是就不能彰显自己的气质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不必花这个钱。通过在消费品面前这种再次思考的方式，才能理性地驾驭消费品，而不是被消费品驾驭。

参考文献

鲍德里亚. 2000. 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朱丽叶·斯格尔. 2010. 过度消费的美国人.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