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生的烟卷
钱穆在《师友杂忆》附录之《怀念老友林语堂先生》一文中述及林语堂的一个细节，钱穆此文即以此为中心写成，这一细节即可为林语堂一人生缩影。那是钱穆和林语堂的第一次见面，钱林两人同年，当时皆48岁。时在抗战时期之四川成都，席宴之间，宾客相谈甚欢。林语堂“两指夹一烟卷，一面抽烟，一面谈话，兴致甚浓，那烟卷积灰渐长，而语堂谈话不停。手边及近旁，没有烟灰缸，我担心那烟灰坠落，有损主人地上那美好的地毯，但语堂似乎漫不在意，直到那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
这一段描述的林语堂，名士风度十足。钱穆又云“我此刻已记忆不清，语堂最后如何交代他两指间的那一条长长的烟灰”。从这一句话中即可看出钱穆和林语堂乃两种不同类型之人，钱氏稳重，林氏放达。
钱穆在文中还有一段以烟卷烟灰喻人生的绝妙文字，兹录如下：那未吸完的一段烟卷，和其变为灰烬之一段，依然同在他两指间，依然仍保留其同一烟卷之旧式样。语堂内心，有其放达处，但亦有其拘谨处。果人生以百年为期，语堂已经历了其十分之八。尚留一段烟卷未抽完，其抽过的一段，固亦成为灰烬，却尚在其内心，完整地保留着，不散不落。此是语堂生活的艺术，亦是语堂人生的幽默。
人生诸事，皆有境界之分。即如抽烟亦是。林语堂抽烟的境界诚高矣，似亦把烟抽成了艺术。林语堂有《生活的艺术》一书，虽读过，但不复记其中是否有关于抽烟的文章了。钱穆在其文中赞叹了林语堂的这种生活的艺术，亦以烟卷为喻。其文亦美，录如下：生为一中国人，生而为一近百年来之中国人，世变仓皇，前途渺茫，究不知将何所届止。语堂已矣，但与语堂生值同世之人，回念前尘，岂不一切已全成了灰烬。果能仍保此灰烬，不散不落，仍成一烟卷样夹持在两指间者，语堂以外，又复几人？我常想语堂生平，烟卷在手能尽抽，抽后成灰能尽留，较之仅知抽烟，不顾客烟灰落地，地毯遭殃者要自有别。今日吾国人，乃尽辗转在烟灰屑中，灰屑满地满室，而两指间却成无烟可抽，此诚生活艺术之谓何，人生幽默之何在乎？
人生百年的烟卷，有人随抽随落，有人烟尽灰留，此间差别，亦难言矣。
2、教育的宗旨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唐太宗《帝范》卷四），太宗之语，当指治国之法，用于教育，亦当无差。办教育者，取法宜高，不宜低。“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严羽《沧浪诗话》）此语是指学诗而言，普及于学习者，亦为一准则。一个人求学的眼光宜高远，如眼下上大学，如把目标仅着眼于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则低矣。
钱穆在《师友杂忆》附录《我和新亚书院》中述及了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其宗旨可谓高矣。钱穆先言“我们认为当前的大学教育，至少有两个目标应加注意：一为人类的文化价值，二为个人的生活理想。”这两点看起来是高而空的，但确是上上之法。试想，一个人的生活理想如果没有高高在上的文化价值的指引，那这个理想就高不了。理想不够高，就起不到指引的作用。所以，如果没有文化价值的指引，就难以树立一个明确的生活理想。没有生活理想的指引，个人的生活就不会有境界。大学生活尤其需要一个生活理想的指引，方能经学习而破茧成蝶。
钱穆言：我们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是：本校创办，旨在溯宋明书院讲堂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世界幸福谋前途。本此旨趣，本院一切教育方针，务使学者切实了知，为学做人，同属一事。在私的方面，应知一切学问知识，全以如何对国家社会人类前途有切实之贡献为目标。惟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近来教育风气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知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为知识而求知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
这一宗旨真是融合东西了。“溯宋明书院讲堂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眼光高而广。半个世纪以前，就已有了“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知识”的流弊，钱穆说唯有人文主义可以药之。今天，毕业生求职率的高低为评判一所大学高下的重要标准之一，当与不当，实难一语明之。但以今天来看钱穆当年的办学宗旨，确实是有前瞻性的。
钱穆亦言“我们自知，我们所抱的教育宗旨是正确的，但也是很难实现的。但若不把握这个宗旨向前迈进，则种种物质上经济上的发展，将会失去它的意义。”读斯言，感觉半个世纪以和现在的形势并无二致。钱穆之办新亚，实在“取法于上”了，所以新亚才能有那么好的发展，遂有今日之香港中文大学了。
3、钱穆的人生信条
钱穆在《师友杂忆》附录《我和新亚书院》中言：我一径遵奉诸葛武侯的“谨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曾文正的“紮硬寨，打死仗”，作为做人的格言，生平受他们三位先贤的影响最深。
钱穆作为“最后一个士大夫”，在九十三岁时，接受某杂志访问，自言一生最尊崇的人是孔子，一生最信奉的书是《论语》。在《论语》中，钱穆又最信守最开始的三句“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4、最高的人生理想
钱穆在《师友杂忆》附录《九十三岁答某杂志问》：我平生自幼至老，只是就性之所近为学。自问我一生内心只是尊崇孔子，但亦只是从《论语》所言学做人之道，而不是从孔子《春秋》立志要成为一史学家。
一个人到了九十三岁，总结自己的一生，所言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从钱氏所言，可知，人生一世，学做人为首道，一生所取得的成就只是在学做人的过程中的附属品。我们后人都视钱穆为一著名历史学家，但钱氏一生所钟所爱，并不是什么史学家。钱氏又言“西汉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亦只见其尊孔子之意。我之爱读《史记》，主要亦在此。非专为有志如近人所谓成为一史学专家，亦非专为有志如近人所谓之治文学。只是生性所好，求为一“学而时习之”之平常人而已。”
钱穆的生活理想只是为一“学而时习之”的平常人，这种理想可谓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比之现在之成为某某家某某首富之类，实不可同日而语。此诚可为最高之人生理想。
5、就性近为学，无一日不读书
钱穆在《师友杂忆》附录《九十三岁答某杂志问》言：我自七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无一日不读书”，简单的几个字，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说出来的，钱氏说自己乃“始终一书生”，实是一最好的概括了。试想，能有几人可以在自己的晚年回忆自己的一生说出“无一日不读书”的话来呢！由此观之，钱氏之博学，实由此来也。
钱穆谈到自己做学问时说：我生平做学问，可说最不敢爱时髦或出风头，不敢仰慕追随时代潮流，只是己性所近，从其所好而已。
“己性所近，从其所好”“不追随时代潮流”，此二言放在今日之学术界，当作如何观？今日之研究学术者，有几人是“己性所近，从其所好”？又有几个能“不追随时代潮流”？钱氏之能成为少有之大家，乃是其“无一日不读书”之功也。所读又皆是“己性所近”，故能深及之，几十年“始终一书生”“不追随时代潮流”，其定力非常人能及也。
此数者，应为吾辈所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