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帆现正攻读剑桥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位。暑假期间，她回了国，连续在四个城市举办工作坊。以她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麻省理工大学奥托教授提出的U型理论，和大家分享“如何活出砰然心动的人生”。

我参加了上海那一场工作坊。第一天课程结束后，到临睡前，我发现脑子里一直在单曲循环着一个旋律: The river is flowing, flowing and growing, the river is flowing, back to the sea…… 更神奇的是，隔天一早我和小伙伴们闲聊起这事，大家也都点头，说：欸！我也这样！

而这首歌，其实一帆只教我们唱了几遍。没有伴奏，她单手抱着非洲鼓，另一只手DA~~DADA地打着节奏，赤着脚、绕着中心的圈，带着我们一起唱。不知是这歌太有魔力，还是我们太久没有像这样放声唱了，所以才对这歌印象特别深？总之，到现在，工作坊结束快2个月了吧，我还能哼出这歌来。

但，令人印象深刻的，何止是歌呢？一帆给人的感觉太强烈了，她不像是生活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倒像是生活在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电影里，有着各种挣扎和痛苦，总体却能让看了的人特别开心。

在她上初、高中的时候，她的朋友们都说她像Maria，就是电影《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里的家庭教师，会带着孩子们，跑上山头，唱Do-Re-Mi：Do- A deer, a female deer；Re- A drop of golden sun；Mi- A name I call myself…… 走着唱、跳着唱、骑车唱、坐马车也唱。

一帆自己也很喜欢这部电影，“哎呀，我当时好喜欢《音乐之声》，我小时候看，看了七遍。”

①

一帆给自己取的网名叫“小野人帆帆”，以前看，并不觉得有什么。诶，听她回忆起以前的故事，越听越觉得，这名字取得真合适。

她从小就野，带着一帮朋友们，生火堆、烤鸡腿，偷丝瓜，还做过水气球来砸校长。14岁前的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大（dai）王（比孩子王还要再高一级），无所不玩，无所不作。

从幼儿园到初中，一帆都待在一个小社区里。总共100个孩子，一路从济南炼油厂子弟幼儿园读到济南炼油厂子弟初中。生活于她，简单又快乐。

即便到了初中，少不了有升学的压力和烦恼，一旁也有爸妈尽力地护着。

一帆的生物成绩当时是她们班最好的，生物老师希望她能去代表学校参加山东省生物竞赛，但她不想去，就随口胡诌了个理由，说她爷爷去世，得回家参加葬礼。

生物老师就给一帆妈妈打电话，询问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妈妈一听就知道她在撒谎，赶忙帮她圆过去说：是啊，是啊。生物老师说什么，妈妈都说是。

回家后，妈妈跟一帆说，一帆，你下回能不能编一个好一点的？

她回：我没把活人搞死。一帆爷爷在她四岁时已去世。但我觉得后面还应该跟上几个字，“我没把活人搞死（就很不错了）”，这才更像一帆，让人又好笑，又好气。

当年中考，一帆考进济南市的前100名，便升到山东省最好的高中——山东省实验中学，而且是实验中学里的实验班。前路看起来一片坦途，周围的同学们都是奔着北大、清华去的，可她却说，高中把我害惨了，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得了抑郁症。

当时一帆所在的实验班，有近一半同学通过省招而来。青岛市第一名、淄博市第一名，通通都在她们班。她原本是班里的佼佼者，甚至还因为中考成绩优异，被登在了济南炼油厂的厂报上。到了高中，她却成了倒数。然后当老师问：班里有哪些人以前当过班长啊？齐刷刷地，一排人，举起了手。

“我顿时觉得，自己那个小小的自尊啊，身份认同啊，全部都没有了。就14岁到16岁，是我人生中，最没有自我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是，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好地高考，考上一个好大学，否则我就没有出路了。”

这是这个少年第一次需要真正面对来自内心的发问：要成为他们吗？

她不想，却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挣脱，只得努力学习，努力摁着自己的本心。直到一根救命稻草出现，她紧紧地抓住，才又恢复起原本的生机来。

高二下学期，她们学校有一个赴新加坡留学的机会。一帆就给爸爸打电话，问他要不要去。爸爸一向开明，也了解以女儿大大咧咧的性格，待在国外能相对舒坦些，就说：“去啊，有什么的，就申请试试啊。”

整个申请过程持续了有几个月。期间，她参加了高考誓师大会，校长在讲台前慷慨激昂，激励大家要发奋学习。她站在那儿，只觉得五脏六腑像被扭成一团般难受，她祈愿：天啊，我真希望我能去新加坡。

“如果去不了，我明年还要去经历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过来。”好在，她最后去了新加坡，入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

②

但纠结没有停止。她去到世界级顶尖的大学，却依旧觉得很孤独：多数人选择的标准仍然是功利主义。以选课来说，喜不喜欢不打紧，是不是容易拿到高分，才重要。

“你知道吗？周围的人全部都奔着成绩选中文课，你跟新加坡人、马来人一起学中文，当然成绩能最好啦，但这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她选了一堆，可能在别人看来“无用”，她却感兴趣的课：德语、法语、哲学、中国古典文学、欣赏印度建筑等等。结果是，整体成绩被这些辅修课拉得很低，她很难过，但一方面又觉得敢这样做挺棒的。然后临到毕业时，又会开始担心成绩是不是不够好。

她心里像是住着两个小人，总在互相拔河。这一次，她要选一个大学去做交换生：是选美国、加拿大的名牌大学，还是去她喜欢的城市——维也纳。

她不是不知道，如果有在名牌大学的交换经历，会方便于她日后找工作或者再深造。只是，只要一想起，她从小就对维也纳充满了向往，她喜欢的《音乐之声》、《爱在黎明破晓前》都在奥地利取景拍摄，她就受不了，“豁出去了，我就要去维也纳。”

面试时，老师只问了她一个问题：“我们学校从没有人去维也纳科技大学交换过，维也纳只有一个大学可以供数学系交换，就是维也纳科技大学，而且他们学校全部都用德语上课，你确定吗？”

一帆点点头，“我确定。”

“好了，你过了。”因为除了她，没有其他人申请。

生活在维也纳的日子，又回归到简单和快乐。她每星期去一次金色大厅，去一次国家歌剧院，无论听得懂，听不懂，她都去。没什么钱，她就买个3、4欧的站票，站在后面，享受歌剧，享受芭蕾，或者只是单纯享受氛围。

周围朋友聚在一起，不是吃饭，就是喝酒。她觉得无聊，就自己一个人去玩。她会每周四晚出发，去一个地方，比如布拉格、波兰，玩上一个周末，周二才又回到学校。就这样，半年时间，她把整个欧洲玩了一圈。待到大学毕业时，她已旅行了30几个国家。

③

原定一个小时的采访，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才聊到她在大学里的故事。接下去，她要做个案咨询，而我要赶赴下一个约，且我定了傍晚回杭州的票。但我还是决定要听她讲完故事，于是改签了车票，约她忙完后继续聊。

我们约在同一间咖啡馆。晚上，我提前回到那儿，一帆还在做个案，从中午采访，到下午连接了两个咨询，一帆几乎没有休息。我担心她会不会太累，她摆着手说，哎呀，不会不会，我没那么娇气。

接着中午聊的话题，她回忆起一路走过的挣扎，感慨地说：“不管别人，我始终这一路，从高中开始，都像是一个理想在跟现实打架的人。大学的时候，别人跟我讲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会活不下去。我就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理想主义者，怎么样能让理想变成现实。”

在对自我的质疑下，大学毕业之后，一帆选择进了投资银行。一方面，是她看到数学系最聪明的人也这样，而且这个行业自带光环，收入又颇丰；另一方面，她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

进了投行，她再一次感受到孤独，她形容那里是绝对物质主义的地方。每次要装做不是自己的自己，她心里就会特别拧巴。

刚开始几个月，一帆还会在办公室里，和同事们说说笑笑。她的学姐就提醒她，帆帆你要注意，这些话不可以在办公室说。

她开始意识到，她得注意职场里的明规则、潜规则，不能时刻按本心而为。她渐渐变得不敢表达，觉得同事的工作不应该那么做，也不敢说，怕影响关系，或是得罪老板。

这大概是我们刚入社会时都会面临的问题：是按规矩，还是随心？是要文明，还是原始？To be or not to be？

一帆很挣扎，她说，我当时都快抑郁了，每天早上不想起床，起床也是逼不得已，然后每天上班都迟到，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

那时候，她有个念头，要给妈妈打电话。电话里，她说，妈妈，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我想辞掉工作，上路旅行。

妈妈说，你真的想去就去啊，但是你要不要再等两年，妈妈跟你一起去。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妈妈一直在这里。你也不用再像以前一样，那么穷苦，做沙发客，饭也不按时吃。

说到这里，一帆的眼眶有些泛红，“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妈妈对我的爱是无条件的，不是说我一定要做什么，她才爱我。”

2012年9月，她提交辞职信。她当时的老板希望她能再多待2个月，总共4个月，并允许她可以只用一半的时间做项目，其它时间可以做她喜欢的公益项目。

因为知道马上要离开，她也就什么都不怕了。以前周末旅行，周一得背着个大包回公司时，她总偷偷摸摸，生怕被别人讲。

在那四个月，旅行回来，她也不管是不是穿得吊儿郎当，拎着大包就直接走进办公室。有人问起，她也能理直气壮地回，对啊，我就是周末去普吉岛潜水了，我就是去做沙发客了。

当她敢讲实话了，她发现周围的人也敢讲实话了。他们会跟一帆说，天啊，你好勇敢啊，我也不喜欢这份工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哪儿来的勇气，我也跟你走，好不好？

据说，一帆走时，她们部门的人也接二连三地走了好几个，后来她的老板也离开去了南非。

这一次，这个少年，已不用再问，需要成为他们吗？而是问，要成为怎样的自己。带着这个问题，她开启了一次既是探索世界又是寻找自我的冒险之旅。

④

原本只计划重走丝绸之路的她，接着又去到美洲，在洪都拉斯学自由潜水，在危地马拉学形而上学与清醒梦，还在秘鲁高原上学习静坐和瑜伽。她也不管学了有没有用，而是完全随心，想学什么就立马去学。

“但我知道我没有办法一直飘下去，不是说金钱的原因，而是说我需要在一个地方真的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树。而且我也不太希望我要一直跟别人相遇、告别；相遇、告别，我想要一个更加健康、生长的一个社区，我需要跟这些人有长久的联系。”在危地马拉时，一帆有了这样的想法，而这个想法也促使她去考虑是不是要再去读一个硕士，学自己喜欢的专业。

旅途中，她参加了美国哈佛种子班，遇到了很多学心理学、教育学的人。听他们讲所学内容以及学习这个专业对他们生命的改变，她有八成确定，那是她想要的东西。于是，在后来申请硕士时，她选择了心理与教育学。

关于学校，一帆其实最初想去的是美国的大学，比如哈佛、斯坦福。但阴差阳错地，她被剑桥大学给录取了。

旅行归来，她也没闲下来，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世界是我念过最好的大学》，众筹了学费，又一路搭便车去剑桥。

流浪近20个月，在快抵达剑桥的路上，她在手机里写下了一段话。她说她当时其实很忐忑，在路上能给她一种家的感觉，但她现在马上就要跟这种生活告别了，而且她还有另外一层担心：从投行辞职，是因为她觉得她没有勇气和力量去应对主流社会的规则，可剑桥也是主流的，她不确定自己是否又会变成在投行时的状态。

于是她写给自己说：“我希望我能带着我在路上，用两年收获来的内在品质进到剑桥。保持对陌生人的敞开，保持不带评判目光去地看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保持爱的状态，保持没有恐惧心和焦虑心，因为无论是主流还是非主流，都只是一种标签而已。”

在害怕与忐忑中，她开始了在剑桥的新生活。她真的有如她写的，把在旅行之中所学，践行到生活里。她接手了一个花园，周末带着朋友们一起种菜；也还是会学习瑜伽，每周一次。

​一帆现在在研究中国的华德福教育，那是因为她第一次参观华德福的学校时，就感动得哭了。

她一走进教室，看到老师带着孩子们又唱又跳，眼里是无尽的爱，整个教室充满了艺术和美。然后有一个小男孩突然回头看向她，她的眼泪就没忍住，哗哗哗地流。

“当时就触动到我了，我对我小时候是有评判的，我会说我很叛逆啊，不是三好学生等等，我也一直很想学音乐嘛，我就想我要在那样的环境下生长该多好。而且我也被小孩子的感觉触动到了。下课的时候，有个小孩儿跑去问老师，老师，你初中的时候还会再教我们吗？我就说，天啊，他可以这么爱那个老师。”

到第三学期写论文，写着写着，她越发觉得有种使命感，要把现有我们教育中的问题呈现出来。这真像是生命的回旋，一个曾受制于主流教育的孩子，冲破层层桎梏，要来解救还在受困的孩子们。

To be or not to be？最常见的翻译是，生存还是毁灭？放在一帆身上，或许应该译成：是理想，还是现实？是出世，还是入世？是原始，还是文明？

当工作坊结束时，我和一帆，还有几个工作人员，一起走在地下车库，她带着我们，每人负责一个声部，唱起不知道是不是她自编的拖拉机之歌。

“嘟~~~嘟~~~”一帆一边唱，一边比划着手，像个孩子一样，玩得特别开心。

我猜想，这个少年，已经不再烦恼，要成为怎样的自己。

Ting说：采访完CC，阿吉哥立马向我推荐一帆。他说一帆既有向外探索——环球旅行，又常去做内观（印度最古老的自我观察方法之一，常有的“十日观”，需要连续十天，每天打坐冥想10小时），对于该“怎么活”，肯定有不同的见解。

但她的活法，归结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相信自己的心。

采访时，一帆问我，我讲得有没有价值啊。

我回她说，你的故事本身就有一种价值。还没有说完的话是：你让人看到，不是只有向现实妥协这一种办法，我们还能向它反击，甚至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