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十几年前,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留着奇怪扎眼的发型,出现在网络之上。他们被称为杀马特家族。
曾经觉得他们是那么得奇怪,内心对他们有着厌恶,却没有想过,他们的生活中有着怎样的不如意。他们将自己打扮成那样,只是为了让他人多看一眼,只是想要在人群中可以找到同样孤独的人。
不过同样是想要从农村进入城市,还有一个群体显得内敛许多。他们大多工作在流水线上,却在忙碌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写诗写文,他们便是打工诗人。邬霞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这本《我的吊带裙》记录了她与工厂的纠葛,与她不顺生活的种种。但即使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之下,她依然没有放弃希望。
一件吊带裙对于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于从小锦衣玉食的女孩来说,应该只是一件普通的换洗衣服;对于衣食无忧的女孩来说,可能是一件约会时的正式着装;对于一个从小辍学打工的女孩来说,可能是一个梦想或是精神寄托。
而吊带裙就像一抹月光,伴着邬霞度过了在工厂的艰难时光。
一、儿时打工的记忆
十四岁的你在做什么?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还在初中上学吧。而邬霞那时已经辍学,为了补贴家用,她也被迫进入工厂打工。
十四岁正是爱玩、爱美的年纪,当她还在幻想像公社的同学一样学习缝纫技术做出各种各样漂亮衣服的时候,就猝不及防被带进了工厂,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流水线生活。
因为还未满十八岁,她只能借用别人的身份证,冒名顶替在工厂里打工。都说有妈 的孩子像个宝,虽然和妈妈同在一个工厂,但小邬霞的生活却依然如草一样飘摇。
就如黄渤所说的那样,当你弱的时候,身边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小心机的人,对你颐指气使的人,对你落井下石的人。我想,十四岁的邬霞对此就深有体会。
当你在工厂里没有背景的时候,谁都会来欺负你一下,他或许是身边的保安,或许是一个和你毫不相干的人,甚至是你给予善意的人……
在这样的生活中,向母亲哭诉是常有的事。好在她在这样艰难的日子中也找到了精神寄托,那就是写作。她总是利用所有能挤出的时间陪伴在她的笔身边,用笔记录下她崩溃的瞬间,也用笔记录下她美好的幻想。
她也会常常换上自己所喜爱的吊带裙,在无人的地方独自美丽。这大概是她艰苦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乐趣了吧。
四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每天都有加不完的班和睡不够的觉,但她依然完成了六部长篇小说。而在她十八岁的那一年,她终于离开了这个工厂,恢复了她的本名,带着她的梦想和笔,向着新的阶段迈进。
二、离开松高厂后的日子
虽然离开了最初的工厂,但很遗憾,她并没有活成小说中大女主的样子。就像一句台词说的:“生活的口味总是要比那些偶像剧要重得多。”
离开工厂之后,她又换了几份工作,也依然没有放弃出书的梦想,期间,她也不间断地完成了她的第八部小说。
但似乎生活并没有因为她的坚韧而放过她。每当她换了一个环境,开始一段新的旅程,在她的身边又总会出现那么些个小人、恶人,让她不得不再次离开。
2007年,她终于鼓起勇气联系媒体,而媒体也报道了她的事迹,接踵而来的是一家企业给她捐赠了全新电脑,一家物业公司承诺给她一份文员的工作,一家文化公司同意帮她出书,好像生活将要出现曙光。
但当她花费四个月完成了她的第九部小说之后,随着文化公司对她作品的否定,一切又化为了泡影。不得已,她又只得摆摊维生。
在她27岁的时候,她认识了她的丈夫,她也放下了对言情小说的执念,开始创作诗歌。但婚姻的幸福,也与她无关。即使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男人,依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家暴与出轨。
当她觉得生活不会再美好的时候,却真的又有一束光照进了她的生活。
2014年,吴晓波与秦晓宇一起为工人诗人出版诗集,并拍摄了《我的诗篇》讲述国内一万名打工诗人的事迹,而邬霞也应邀参加了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首映礼。
在首映礼上,邬霞穿着自己最喜欢的吊带裙走上了红毯,迎来了生活中的高光时刻。
写在最后
首映礼之后,邬霞回归了她原本的生活,虽然琐碎,但那束光依然闪耀在她的眼中。
《我的吊带裙》记录了邬霞艰难的25年。在这25年里,她一直在努力,却错过了所有风口,努力许久依然是底层。而她也仅仅只是这个社会群体的一个缩影。
莫言说:“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邬霞记录的一切,是我们所不曾经历的,而她在经历这一切之后,依然在诗歌中体现出了她的乐观,就如她奔跑时裙裾飘起的弧度,像花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