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我蹲在父亲种的小菜园里挖新蒜，父亲骑着那辆斑驳的三轮车轰隆隆的从小路的尽头过来。长方形的车盒子中装着十几块长长宽宽的波浪形铁皮，那是父亲从镇上买来翻修屋顶用的。
他看到我在挖蒜，似乎很高兴，仿佛他这片蒜种的有了价值。他指着另一处说，拣大的挖，多挖点，回去可以腌醋蒜吃。我是懒得弄的，随口说道，就挖几头吃个新鲜的，谁有空腌那个！
父亲似乎有些失望，淡淡的说，也行，你先挖点吃，我腌好了给你送去。又抬头看了看天说，天快下雨了，要回就赶紧回吧。说完又轰隆隆的骑着车走了。我看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小路的另一头，忽然有些后悔自己的语气。本想回去，又蹲下去挖了三四十头大蒜，带了回去。
年轻时的父亲是个暴躁脾气，对我们几个严厉又专制。我们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
就是母亲，也常常让父亲一句话冲噎的眼泪丝丝。每次看到母亲掉眼泪，心中便对父亲生出一丝恨意。然小孩子的恨是不长久的，何况他是我的父亲。
父亲不打我们，只是那张让人望而生畏的严肃脸，和动不动就雷破天的大嗓门让我们不敢犯错，也不敢靠近，更不敢像人家的孩子那样围着撒娇打闹了。现在想来那时对他的恨不过是对温情父爱的向往罢了。
上了初中，我的清丽逐渐显现。放学的时候时常有男孩子往我的车篮子里塞信。我忐忑地告诉了母亲。第二天，父亲竟找去了那些男孩子的家里。我不知父亲跟他们或他们的父母说了什么，总之过后，那几个男孩子再也没有骚扰过我，有时无意中迎面走来，竟像躲瘟疫一样躲开了。
从那以后，父亲便开始每天晚上用他那辆机动三轮车来接我放学。那时候，在农村乡下，从没有哪个家长来接孩子放学的。同学们都是三五成群结着半，骑着车说说笑笑的回家。我本来也是她们中的一个，而那段时间，我却每天在放学后低着头，只求躲过同学们的目光，快速跳上父亲的三轮车，小声催促着父亲快点开走。
我求母亲跟父亲说，别再来接我了。母亲这回却和父亲一个鼻孔出气：最近路上乱，还是让他接吧，不然他在家也不安心。
那天放学后，父亲照常接了我，还在路上，忽然间狂风大作，两旁的大树被风来回拼命撕扯着，闪电把天空劈开了几道口子，顷刻间，大雨倾盆而下。
父亲急忙停下车，从车座下面拿出了一件雨衣递给我说，穿上！
我说，你呢？
他又不耐烦了，大声吼我，你穿你的！前面马上就到家了！说着又发动了车子。
我穿着雨衣，坐在后面，透过雨帘看着父亲的背影。或许是看他严肃的面孔多了，连这背影竟也威严起来。车灯的光线里，雨向密集的箭，飞速射向父亲那并不高大的身影，随后便化为连绵不断的水流，顺着父亲挺直的脊梁湍急流下。忽然间，我的鼻子一酸，脸上竟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了。
十七岁的时候，左腿有一阵子疼得特别厉害。我和母亲说了。母亲让父亲带我去县上医院检查。父亲拉着个脸，一边吼我，天天的哪就那么多熊事儿！一边往三轮车上铺被子。
到了县医院，已经快中午了。医生按了按我的腿，简单问了两句，就开了单子让拍片子。父亲拿着单子并不急着去，让我到门外等他。
我站在门外面，看到父亲上身微微向前倾着，好像向医生问着什么。医生也不看他，半天翻下眼睛，嘴巴蠕动一下。
父亲出来的时候表情仍是严肃的，看了我两秒，轻声说，先拍片子去。
我隐约感觉到了父亲不同于平常的温和中隐藏着巨大的担忧。
我的脑海中开始胡思乱想，心中一阵悲戚和恐惧。我颤抖着声音，小声说，要是得了不好病，就别治了。
“瞎胡扯什么！”父亲忽然抬高了声音呵斥我，吓得我不敢再说。
拍完片子，要到下午三点才能拿到结果。父亲带我去吃饭，自己却坐着抽烟。我说你怎么不吃，他说我不饿。
终于拿到片子。医院的走廊里，父亲走在前面，我低着头跟在后面，看着他的脚后跟忽快忽慢地抬起。
到了医生诊室门口，父亲转身说，你在这等着。
我站在门口，看到医生随意把片子对着亮光看了两眼。父亲站着，背影有些僵硬，我看到他扶着桌子的手在微微颤抖。
医生的嘴一开一合，父亲整个身体忽然松懈了下来。
从医院走出来时，父亲一直紧紧地牵着我的手，像是紧抓着失而复得的宝物。我有点难为情，想挣脱父亲的手。父亲却攥得更紧了。
后来，母亲跟我说，那天在没拍CT之前医生跟父亲说了一句，不排除骨癌的可能。
我无法想象在等待结果的三个小时里，父亲的内心是怎样的煎熬。直到后来我有了孩子才深深体会到，父亲的严厉只是表象，他的温情，是藏在心里的。
如今，父亲已年逾六十，脾性温顺平和了许多。弟弟的女儿调皮，喜欢爬到他的膝上，咯咯笑着揪他的胡子，他也不恼，呵呵笑着。我站在旁边看着父亲的脸，竟如那佛陀一般慈眉善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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