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新旧欧洲的转折点，作为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在 20 世纪40年代前后的命运截然不同。《黑羊与灰鹰》（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观照了自14世纪中叶至“二战”爆发这漫长岁月中的巴尔干历史。这片土地经历过什么？为什么会蜕变为浸透鲜血和仇恨的信仰之地？一连串难解的谜团和苦难又是否有迹可循？
本书以作者巴尔干之行的沿途见闻为线索，追溯了巴尔干历史上缘于民族、宗教、地缘等因素的内外政治纠葛与军事冲突；也在对当地居民生存现状的见证中，力图揭示当地各民族命运的悲剧之谜——巴尔干苦难之人的内心始终涌动着一股为神圣牺牲的、如鹰般汹涌的渴望，他们祈盼着，犹如被献祭的羔羊以毁灭的姿态达至永恒。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指引巴尔干人超越苦难，也滑向了悲剧的深渊。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一个难以记起自己历史的民族，
也许注定了在任何情境下都缺乏让自己重新振作的手段
不过，第二天早上展现在眼前的萨格勒布市一点也不怪异。它阳光充足，温暖而舒适。一千年来，居住在这里的人生活安逸，虽然政治上不见得满意。此外，这里到处是巨大的吐司黄的建筑，兵营、法院和市政办公厅，这些建筑无一例外地是奥匈帝国留下的标记。这也意味着在舒适的环境里，人们吃得开心，却锻炼不足。栗树下的小桌子上满是咖啡、鲜奶油、甜饼，坐着欢乐的人群。但这城市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它没有大的河流，也没有一个至高点，旧城区所在的那座小山，在18世纪曾被称作“一片台地”。那里很少有非常精美的建筑，除了那座哥特教堂。而就是这座教堂，也被强迫穿上了一件丑陋的19世纪外套。不过，萨格勒布正因为它缺乏个性特征的俊美，而被赋予了一种犹如舒伯特的乐曲一般的怡人情调。那种令人愉悦的曲调开始时轻舒低吟，却似永远不会终了。第一天上午抵达时下着雨，我们以为会因此感到心烦，结果却是非常开心，仿佛徜徉在一座阳光中的美丽城市。此外，它还有着一种讨人喜欢的特别之处，就像许多法国城镇那样—尽管是一座不小的城市，却依然保留着一种小镇风情。萨格勒布居住着十五万人，然而听街头巷尾的闲谈，似乎谁都知道谁家什么时候要生孩子了。这对于城市化，真是一种可爱的精神胜利。
市里有一处开阔的市场。红白相间的伞下，站立着壮实的农民。他们的脸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因为那脸上的表情是那么丰富而细微，似乎他们都是些有着极好修养的城里人。那些女人的穿着是我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不曾见过的，既不是裙子，也不是裤子，而是两大面围裙，一面罩着身体前面，一面罩着后面，两侧搭接，下面露出大胆的红色羊毛长袜。她们的形象，与我们通常概念里的“农民”一词恰恰相反。我们用这个词时往往带着贬义，认为那些妇女会因为反复怀孕生孩子而变得笨头笨脑的；又好像她们一辈子都在村子里，围着那些每个冬季都在门槛前的泥泞里打滚的幼稚儿打转。改造出这种服装的妇女，即使怀有八个月的身孕，也能迈着大步走动，只要她们乐意，也可以在泥泞中跳舞，无须理会其他蠢儿们的评论。
然而，他们的生活并不优裕。他们都会说一些德语，因此我们可以询问他们东西的价格。我们只要花两个先令就可以买一大麻袋最好的水果蔬菜—同样的钱，在西欧城市里只买得到五分之一的东西。这意味着令人绝望和揪心的贫困，因为商店里的制成品标价跟西欧城市里的几乎一样。但他们非常沉着，没有人谈论贫穷，没有人乞讨。这表明我们已经出了中欧，因为在德国和奥地利城镇，尽管那里的人们比这里的富裕两倍，他们却会没完没了地抱怨。不过，有迹象表明，我们所处之地仍旧临近中欧。一些货摊上堆满绣工精致的手帕和餐桌台布，都是一流的做工，因为斯拉夫妇女手指间有一个被俘获的精灵，只有她们会创造出如此的杰作来。但那些图案的设计却非常糟糕，不像我在南斯拉夫其他地区，在塞尔维亚和马其顿见过的图案那样漂亮，甚至不及站在货摊边上的那些农家妇女衣裙上的花式好看，尽管那些衣裙质地较次。手帕和桌布上的图案过于自然风，试图再现水果和花卉的真实形象，遵照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柏林绒线刺绣的传统。换言之，其间显露出德国的影响。
我感到很不耐烦。身在这里，我心中没有如期望中的、来到南斯拉夫应有的愉快。我走到广场中央那尊雕塑的台阶上，稍加休息。看上面的题词，我明白这是克罗地亚爱国诗人叶拉契奇（Yellatchitch）的雕像。我由此想到，尽管克罗地亚人没能令我振奋，他们却有着其他的成就值得人们肯定。因为这尊塑像当属世界上最为奇怪的雕塑之一了。它展现了叶拉契奇骑在马背上，指引着他的部队前进的画面。他挥舞着手中的剑，直指布达佩斯方向。事实上，1848年，他的确领着战士们奔往这一方向，并战胜了匈牙利人。这尊雕塑并不是克罗地亚人从匈牙利解放出来之后，才新竖立起来的。作为打败匈牙利人的一份纪念，在匈牙利还是克罗地亚主人的时候，它就矗立在了这市场上。这并非由于匈牙利人的宽宏大量。要解开这一谜案，必须从克罗地亚的整个历史说起。
克罗地亚人原是一个斯拉夫部落，应希拉克略皇帝的邀请，前来赶走阿瓦尔人，解放达尔马提亚海岸和克罗地亚腹地。阿瓦尔人烧杀抢掠，是最为臭名昭著的游牧部落，他们以多瑙河为中心，四面侵扰，年复一年地向周边所有民族索要巨额贡赋，曾引发一次早期货币危机。这种情形持续到公元7世纪，也就是西罗马帝国衰落之时。然后，克罗地亚人作为帝国臣仆滞留下来。当帝国政权瓦解，他们宣布独立，拥有了自己的国王，承认教皇的宗主权。有关他们在那个时代的资料极少，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他们并非野蛮民族，而是传承了拜占庭大量复杂的典仪。他们最后一位国王的加冕，大约是在诺曼征服时期。他没留下什么后代。然后克罗地亚贵族间发生内乱。为了和平，他们承认提出占领权、选举权与继承权三项要求的匈牙利国王科洛曼为他们的国君。其中的最后一项权利值得怀疑，另两项则可算是公平。这是一件值得记上一笔的大事—在这些地区，在那古老的时代，便已有了法制思想。我们的偏见在于，我们以为边远的民族，只有当他们出现在我们眼皮下，他们才开始开化，以为他们的昨天都非常野蛮。
科洛曼的加冕名号为“匈牙利-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国王”。两个世纪里，这两个王国各自独立，平等共存，又共侍一君。但两个民族不太可能融合。他们种族各异：匈牙利人或马扎尔人源自亚细亚，与芬兰人、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有着血缘关系；克罗地亚人属于斯拉夫人种，与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波兰人和捷克人有着血缘关系。两个种族均非温顺之辈，他们强烈地固守着各自的语言。匈牙利人凶悍好战，具有浪漫气质；克罗地亚人同样凶悍好战，却长于理性思考。没什么能让他们惺惺相惜，但考虑到他们在中欧的地位，基于双重君主制的紧密联合却很管用。不过，这并非铁铸般的坚固。14世纪时，科洛曼家族成员死尽，克罗地亚人不愿接受由匈牙利人选举出来的国王。他们在萨格勒布大教堂加冕自己选举的国王。直至六年之后，匈牙利人接受了克罗地亚国王，联盟关系才得以恢复。但到了国王的儿子路易大帝，因为他主要继承了匈牙利血统，而且在感情上也更倾向于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不得不屈居其次。
很多人都以为君主制比共和制更稳固，认为现代民主制在骨子里就具有反复无常性。我们忘了，稳固的君主制国家只是秩序的最完美的展现，或稳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这种最完美的展现在政权中之罕见程度，一如在文学或音乐中。缺了这些条件，君主制之反复无常，则几如癫狂。皇家血统不如平民家族那么枝繁叶茂，也许是因为，那些公主在不到青春期时，就会被抢去当新娘—以免被别的人抢了先手，从而建立起有益的姻亲关系。在任何阶层，不可能有纯种繁殖的昌盛，也不可能一代强代代强。如果国王死了，还不得不将王位传给一位白痴，或者后继无人，那些王公贵族就可能从很远的地方请一位以暴力著称的人来，以避免内部战乱。这人会因自己只是一个外来之人，施政冷漠无情。也有可能在他骨子里，就涌动着这样一股背信弃义的基因，使得在他死后，便扔下这些人群氓无首。任其如何，他必然会遭受所有国王都会面临的特有痛苦—贫穷。我们之不乐意缴纳的所得税，无非是一个时新的词汇，说的还是人类之短见，看不到提供团体开支的合理性。这一毛病，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请来的国君因为意识到自己只是一名外族人，害怕在他乡异国地位不稳固，很少敢伸手向那些王公贵族要钱，只好狠命地向农民下手，且往往抢掠过度，毫无仁慈。也就是说，他要求王公贵族交纳一定量的税款，却没有相关法规制度来保护社会公正，阻止王公贵族为确保他们私囊毫发无损而盘剥压榨农民。此外，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危险。因为国王是外族，他往往会跟外国签署一些不利于该国的合约。事实上，这一危险的确相当严峻。因为，虽然一般都认为谈判取代战争是现代人的一项发明创造，但事实上也仅此而已。中世纪时候，人们总是乐意放下刀剑，签订协议，宁愿支付赔款。而一位外来的国君，则往往尤其乐意割让土地和人民，以省下钱来支撑其政权。
身为这星球上的一位居民真不让人舒心。过去就不曾有谁舒心过，除了在一些短暂的时期。尤其不舒心的要数克罗地亚人。路易大帝是法国人，安茹家族的一员。他娶了伊丽莎白，一位斯拉夫人，波斯尼亚国王的女儿。路易死后留下两个女儿。几乎所有匈牙利人和达尔马提亚人都推举大女儿玛丽为他们的女王，并由她母亲摄政。但某些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贵族反对她，要求将王位授予她父亲的堂弟，那不勒斯的查理国王。很显然，这些克罗地亚贵族怪异又邪恶，对自己的人民几乎没什么体恤之情，而且跟人民简直不是一条心，让人觉得他们或许是异邦外族。这整个的一片河山，一次又一次地被来自亚洲的侵略者践踏蹂躏。有人认为，这许多的王公贵族都是各种各样的游牧强盗以及强权者的后裔。这些人在入侵者撤退后，从精疲力竭的人民手中夺去土地；他们有的是意大利、德国和哥特血统，有的本身就是亚细亚血统。查理国王被加冕为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国王，四年之后，被路易的遗孀伊丽莎白刺杀。继任者是他的儿子拉迪斯拉斯，一位满脑子幻想的冒险家。他面对着伊丽莎白和她女儿玛丽，以及玛丽的未婚夫—另一个外族人，卢森堡公国的西吉斯蒙德，德国查理皇帝的一个儿子。伊丽莎白和她女儿希望西吉斯蒙德做国王。从那之后的五十年里，这个国家深受这些外族人之苦。不过，在这一历史时期，这些外族人带来的苦难又是不可避免的。人民痛苦地哀号。他们罹受折磨，或者被投进监狱，或者忍饥挨饿；他们的民族精神遭到亵渎。拉迪斯拉斯尽管从没加冕，却以十万达克特的价格，将达尔马提亚卖给了威尼斯共和国；虽然西吉斯蒙德最终加冕为王，却始终未能有力量维护其法定权利，也没能收复达尔马提亚。这也就是说，极其好战尚武、挥霍无度的高智商游牧民族，匍匐在了一群商人的脚下；因此，克罗地亚境内的克罗地亚人，因为与他们的达尔马提亚兄弟分裂，之后更加无力与匈牙利对抗。
整个18世纪，克罗地亚人都在给匈牙利人做奴隶，然而他们对于奥地利的热爱，却牢固得几近痴傻。哈布斯堡王朝日渐无能，引发了1848年的危机。除了其他蠢行，弗朗西斯一世和梅特涅还想出个馊主意，将匈牙利议会关停了十四年之久。这一高压行为使匈牙利的民族情感沸腾到极点。让人不解的是，匈牙利民族主义的内在精神是在任何环境下对任何民族的任何民族感情的鄙视和憎恨。这一点，从他们对待语言问题与众不同的态度中可得到证实。他们因为被强迫讲德语，不被准许使用自己的语言（马扎尔语）而暴跳如雷；但他们也极其厌恶他们的邻居—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提出关于自己语言的主张，或者说，任何在马扎尔语之外的语言的主张。著名的匈牙利爱国主义者拉约什·科苏特，在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愤怒，简直超出了理智，尤其是考虑到他身上根本就没有一丝匈牙利血统，而纯粹是斯洛伐克血统。他在接任民族党领袖时宣布，他的施政计划的一部分就是要摧毁克罗地亚的民族身份。他宣称自己将用利剑镇压克罗地亚语言，并在提出的选举法案中略去了“克罗地亚”这一称谓，称其各部分为匈牙利县郡。
克罗地亚人再一次表现出他们对于奥地利的热爱与信任。他们委派代表团前去维也纳，向斐迪南皇帝请求与匈牙利“离婚”，以直接附属于哈布斯堡王朝，并建议任命一位名叫叶拉契奇的年轻军官，担任克罗地亚的班。斐迪南皇帝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跟火车上的那几位德国人一样，做事没个条理。他在欧洲历史上，正处于大难临头的境地。他被革命的维也纳人、心怀不满的捷克人，以及不忠的匈牙利人围困。眼前唯一忠诚的臣民，就只剩克罗地亚人了。但他踌躇再三，不欲准许代表团的要求。实际上，若不是宫廷的一些圈子里某些人青睐叶拉契奇，他可能就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叶拉契奇受命上任后，用了六个月时间在全克罗地亚掀起了一股仇视匈牙利的情绪，然后于1848年9月，带领一支五万名克罗地亚士兵的队伍跨越边境，击败了一支正匆忙赶往奥地利，去协助维也纳革命者抗击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部队。没有人说匈牙利人不是骁勇善战的勇士，不过这一次他们遇上的克罗地亚人至少也不差，而且克罗地亚人的优势还在于所遇对手的头领精神不正常。他们甚至无须与匈牙利军队对垒，因为科苏特志比天高到近乎白痴，正式宣布废除哈布斯堡皇室统治，宣布自己为匈牙利统治者。直至那时，革命者的诉求都限于奥地利帝国内部的自治问题。这一走向，意味着俄国可能出手干涉。一些人很害怕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苏俄干涉别国内政—虽然这些干涉真可谓微不足道，也从没有成功过，他们忘记了，那一次，沙皇俄国携兵侵入他国国境，干涉力度之大，历史上未有与之比肩者，除了现代的法西斯国家的入侵之外。沙俄自认责无旁贷，有权清除任何地方对于王朝统治原则的威胁。科苏特刚一宣布，沙皇便立即派遣十万八千人的俄国军队，洪水一样地涌入匈牙利。到1849年之夏，科苏特已亡命土耳其。
叶拉契奇与克罗地亚人挽救了奥地利帝国，然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们从这效忠中一无所获，除了矗立于萨格勒布集市广场上的这尊塑像。哈布斯堡皇室家族仍在不断走向自我毁灭。他们致力于瓦解帝国，致力于强暴时间，以加速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的发生。他们非但没有给予克罗地亚人所要求的自治权，如今还彻彻底底使之附属于中央政府。他们将克罗地亚人从马扎尔人的手上解放出来，然后置于同等残暴的日耳曼人的铁蹄之下，并最终在克罗地亚人身上，施展出他们至高的背叛行径。为安抚匈牙利，奥匈帝国建立起来二元君主制，克罗地亚人被当作其奴隶，归属于匈牙利人。我从没见过历史上还有比这更肮脏的行径了。这样的卑鄙下作，唯见于一些极其粗鄙、极其无耻之辈的婚外性事之中：一个男人，抛弃他的妻子，去勾引一位女孩做他的情妇，然后又与他妻子和好，而且为讨好妻子，他还爆出这女孩，使之遭受公众的鄙视。然而，尽管如此，奥地利并未忘记1848年和拉约什·科苏特。它留下这尊塑像在广场上，以作为一个警示。由是，克罗地亚农奴站立在曾领导他们打败一支匈牙利军队的本族将军的身影下，向他们的匈牙利主子触帽行礼。这是有关主权问题的一个最最奇怪的插曲，我在任何其他国土上都不曾见过。
不过，对于克罗地亚的人民，对于我眼前的这些人，对于正卖给我东西的这些人，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之所以来到南斯拉夫，是因为我知道过去造就了现在，我想弄明白这过程是怎样来的。现在就听我慢慢道来吧。很明显，这将意味着一定程度的人类苦痛，其持续的时间之长及其连续性，将使任何生活于英国或美国那样的安乐窝的人震惊不已。要是我身上拥有魔法，走进市场，抓住一位农民的双肩，悄声问他：“在你的人生中，你见识过和平吗？”等一等，不见他回答，摇晃他的肩膀，将他变形为他的父亲，又问他同样的问题，再将他变形为他父亲的父亲，我也永远得不着那两个字：“见过”。如果我再就这一问题去问千年前的逝者，我也永远只会听到，“没见过，有的只是恐惧，有的只是境外敌人入侵，境内统治者的压迫，有的只是监狱，有的只是折磨，有的只是暴虐，有的只是死亡”。
在他们的历史上，他们不曾得到过补偿，因为他们不曾造就过一种辉煌壮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传奇。就个体英雄主义而言，他们的纪录没任何国家能够超越，但这种英雄行为从未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坚不可摧的胜利形象，以供人缅怀，以暂时忘却眼前的失败。克罗地亚人从来就是骁勇善战的战士，但他们最了不起的战绩都被湮没在哈布斯堡王朝军队普遍的各次胜利之中。而哈布斯堡皇室更是费尽心机，不让克罗地亚人挣脱困境。他们的勇敢与忍耐精神最能展现于与土耳其人的战斗中，其次数无法统计，其名称无以一一确记，不仅历史没有善加记载，甚至在当地传说中也没有留存任何明晰的记忆。唯一的一次让他们引以为豪的杰出的军事胜利，便是以叶拉契奇塑像作为纪念的击溃匈牙利人的这一次。而这也可能成了一桩败绩。再一次，我必须拿个人的婚外性事来做比较。随着我们越来越年长，我们既看明白了故事的结局，亦看明白了其开端，我们意识到，对于那些献身于故事中的人，幸福或者悲剧已不是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些故事务必成为故事，故事结构要能够让人明白。那些男男女女，在命运下枯萎，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向死亡，却对其一生并无有迹可循的遗憾。他们并非因为过早丧偶或背信弃义而失去了伴侣，或者战场失利，或不堪众人鄙视的目光而被击倒，而是因为被爱人抛弃，或是因为情人无能，而无辜地成为受害者，不曾掌控，不曾得到无论成功或失败的机会。艺术并非消遣的玩物，而是一种必需。其内核，其形式，并非一种装饰性的摆弄，而是一只杯子，令人们可以将生活倾注其间，可以举杯唇前，进行品尝。如果一个人自身的存在不具有形式，如果其所经历的事件不能在大脑中轻易地被唤起，不能够揭示出这些事件的意义，便会觉得，自己似乎在阅读一部非常糟糕的书。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判别其中的道理，因为几乎没有谁不曾有过这样的一些阶段，在这样的阶段里，我们人生的根本主旨为细节所模糊，我们与之交往的那些人物的个性是那么不鲜明。这样的可能，不仅见于个体的人，亦见于国家。比如英国，要不是瓦尔哈拉英烈殿里那无以计数的国王与英雄，要不是漫长的伊丽莎白时代与维多利亚时代用这些作为典范，表明英国曾经创造的奇迹、现在和永远所可能创造的奇迹，以及随时可以涌入记忆中的成千上万的大小事件，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子呢？比如美国，如果它记忆的宝库里没有战无不胜的坚强意志，没有独立战争的众多历史事迹，没有那些巨人般的政治家，没有西进运动，一言以蔽之，没有这些每一位美国人都铭刻在心、随时随地都可以一个猛子扎进去让自己重新恢复生命活力的这一切，这个国家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一个难以记起自己历史的民族，也许注定了在任何情境下都将面临艰难阻碍，缺乏让自己重新振作的手段。“但也许，”丈夫说，“也没这么严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