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本人从文化与人类本性的关系角度，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性道德，认识中医学的人文价值和人性医疗，分析中医学日渐式微的动力学原因。科技实验文化对中医理论与临床的侵蚀、损害只是表面现象，人类本性中的野性之恶和人性之善才是根本。破除宗教式的科技迷信，克服技术贪婪、文化贪婪的野性之贪，避免文化形式上的恶，给中医学一片适宜自己生长的土壤，让中医学也能够像西医那样沐浴到阳光、雨露，中医才能发展壮大，这需要有人文理性的文化观。人文中医（分上、中、下三册，一百多万字）的系列丛书，从中医学的治疗目标谈起，到文化野性的生命危局结束，始终坚持了自然完整性的生命立场，尊重多维联系的生命客观，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医学在顺应自然规律基础上的尊重人、爱护人的人文精神。

人文中医与人性医疗

黄开泰原创

文化及其衍生的技术，是人类的精神产品，如今主导着人们实践，引领着大家生活，主宰着临床医疗。随着科技文化被推上文化的神坛，中医学的文化价值受到多方的质疑和批评，在“现代化”、重建和创新中医的文化浪潮中，最具生命价值的中医理论基础-经典理论和充满了人性内涵的临床模式-辨证论治被边缘化了。振兴中医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民族复兴，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前提是认识中医学的人文价值，让中医学及其辨证论治有一个适宜的文化环境。近四十年时间已经证明，没有适宜的文化环境，迷信用科技文化去“现代化”，不仅振兴中医是一句空话，而且越振兴中医会越衰败。

一、人文与人性

百度：人文就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集中体现是，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简而言之，人文，即重视人的文化。《辞海》：“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而文化是人类或者一个民族、一个人群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及其规范。符号是文化的基础，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而规范，包括习惯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则是文化主要内容。人文是指人类文化中的先进的，科学的，优秀的，健康的部分。

根据上述解释，人文有两重含义：一是文化的简称，凡以语言、文字、技术等为载体，能够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性的东西，都称之为人文，科学、哲学、神学等皆属于人文范畴，即所谓“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虽然不同民族有不同文化，不同国家有不同文化，不同地域有不同文化，但都是大脑活动的产物，文化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二是人文精神的简称，“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是“一种主张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关怀人的现实生活，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思想和行为。”（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人文精神是文化的灵魂，文化对人文精神的重视程度，决定人们的健康和人类的未来。

“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以人为核心。人离开天地自然无法生存，没有社会组织难以生存，世界上不存在孤立的人，“应天之动，应地之静”，与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人为本的文化，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人的文化，重视人的自然属性，尊重人的社会属性，关心人赖以生存的天地自然，爱护人的健康，提供人的快乐和幸福的条件，一句话，就是以人的健康长寿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人文精神主导下的文化，必须思考人的自然生存关系和社会生存关系，了解生命顺应自然、适应社会的因应协调性，懂得“生气通天”，明白“四气调神”，朝着“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和“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而“无有终时”的生命航标前行，才能做到“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关怀人的现实生活”。

人文精神是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维护有益于健康长寿的自然环境，构建和谐安详的社会秩序的文化精神。可以说，以动态变化的天文、地理、人事与差异性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命联系为客观基础形成的中医学就是人文医学，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文化。中医学尊重差异的个体生命，尊重动态变化的自然，把活生生的人与天地自然联系起来，与社会状况联系起来，在春夏秋冬的自然变化中去求实，在男女老幼的客观差异中去求是，三因制宜辨证论治，从理论到临床充满了人文关怀。

百多年来，中医受到了来自中医内外的文化围剿，真中医、纯中医寸步难行，在西医把关的文化环境中，不懂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拿不到执业医师资格，单纯地运用中医理论辨证论治则属于违法。根源在哪里？在对中医学的人文价值缺乏认识。为什么看不到中医学的人文价值？与人的本性息息相关。人的本性是什么样的本性？动物本性！谁都不会否认，人是脊椎动物，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不过，人虽然在形态上完成了进化，但人的精神净化-从动物本性上升到人性-并没有真正开始，灵魂深处还是动物本性处于主导地位。《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离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因为本性还是禽兽本性，所以以增强比拼、争抢、欺诈、掠夺等力量为目的的野性文化成为世界的主导文化，从硝烟弥漫的明火执仗到你死我活的商业竞争无不隐藏着动物野性的幽灵。过去告诉我们，人类还需要一个从猿到人的精神净化（人性净化）-自我的精神改造、道德完善的过程，使之从动物本性中解放出来，这就需要文化的人性觉悟。

任何禽兽，都存在两面性-争抢厮杀等野性和关爱呵护等善性（在人类就称之为人性）。拼抢厮杀的野性，是获取食物的保证，维持自身和种群的存在；关爱呵护的善性，是哺育幼崽的保证，有利种群的延续。恶的野性在争、在抢，是贪欲的；善的特征在爱、在呵护，是利他的。禽兽之恶，在自身需要的时候六亲不认，禽兽之善是有条件的，只局限在种群、母子之中。人是有理性的，人之善应是广博而无条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之恶应是不断消减的，无贪欲之心，无争抢之患，利他而自安。

    人类社会还远远达不到中华传统文化树立起来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人性境界，主导文化倡导的是科技力量的发展，军备竞赛、经济实力、市场竞争、霸权主义还是世界文化的主题词，犹如《西游记》中的孙猴子，穿上人的衣服，包裹着猴的野性，为眼前的利益和自我的快乐，闹得天翻地覆。“圣人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人以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教化人们的道德伦理，引导人心向善，确立和谐的社会秩序，树造善的人性精神，使善的本性发扬光大，恶的本性逐渐清除。这是文化最根本的任务。善的人性没有发扬光大，禽兽般的恶行就在人类社会发生，而且这样的恶行借助文化技术比禽兽更加残忍，生命灾难更加巨大。如有了青铜器、铁器的发明创造，就有了冷兵器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的生命惨剧。

二、走向何方

人从猿猴进化而来，人的精神产品-文化免不了带有野性或人性的烙印，不是利于争抢的野性发展，就是利于和善的人性净化。彻底摆脱从猿猴那里遗传来的动物野性，树立起人应该具有的人性精神，使人之形和人之神“形与神俱”，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化技术在人性主导下发展，生命为本、健康第一，就会敬畏自然，生活需要适可而止，形成仁、义、礼、智、信的社会风尚，“尽终其天年”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在野性主导下发展，生活奢侈、不断竞争，狂妄而不知天高地厚，只要技术力量做得到，自然的一切都拿来为我所用，只要能够使自己腰包鼓起来，欺诈、掠夺、贪腐、屠杀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未央绝灭”的可能性就大一些。

世界奔跑在经济实力、科技进步的道路上，人性之善的精神净化没有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和努力方向，人还不是人之形与人之神“形与神俱”的人，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此起彼伏大大小小的战争、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的市场竞争就是动物本性的直接体现。强势野性的文化统治着世界，并得到人类的追捧，尊重人、尊重自然的善，基本被文化抛弃了，商业竞争、科技竞争把世界引上了充满野性之争的文化道路，不贪物质，不求争抢，以善为追求的文化受到歧视。在坚船利炮、掠夺自然的野性力量面前，充满了和善的中华传统文化没落了，中医学的生命价值大家视而不见。

“用人文拯救医学，用人文医学拯救人类生活方式和文化取向；人文医学即将发挥作用，它将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冲击力改变我们的医学生活，指导我们进步。”[1]文化技术的人性要求，在服务人类，维护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最高目标在个体为“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在人类则“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实现“无有终时”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是衡量一切文化技术的终极标准。

人文精神通过人性之善的文化路线体现出来，尊重活生生的人，重视人们的社会生存关系和自然生存关系，以适度的生活资料与和谐的社会环境，实现关心人、爱护人的文化理念。缺乏生命健康的基本原则，没有可持续发展的长程效应，图一时之欢，谋一时之利，文化缺乏人文精神，技术的发展可能是反人性的。《西方哲学史·下卷》：“只要民族国家还存在，而且彼此打仗，唯有效率低下能保全人类，缺乏防止战争的任何手段却改进各个国家的战斗素质，是一条通往全球毁灭的道路。”世界充满野性之争，人类缺乏人性之善驾驭“战斗素质”，靠什么避免“全球毁灭”？人们在谴责使用生化武器、核武器的时候，却不反思文化的野性发展。请问，如果没有生化武器、核武器的文化技术，如果人类理性由人性之善所主导，人类会有生化武器、核武器的灾难吗？没有人性之善的保障，科技的盲目进步，可能会制造出更多的生命灾难。

文化技术本身不存在人性与野性的问题，发展和运用文化技术却反映了人性与野性的问题。要明白文化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的野性或人性的问题，看看文化技术造成的生命效应和我们现今的生存环境就明白了。现在人类的生存状况如何呢？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冰川消融，极端气候频发，社会竞争激烈，恐怖活动遍布全球，人们的自然属性被文化属性取代，自然环境被文化环境取代，电脑网络手机等，甚于鸦片牢牢地住控制了年轻一代，老年疾病年轻化，成年疾病幼儿化，细菌抗药，病毒变异，人类顺应自然的因应协调性越来越差了。没有了自然生命观，人们的生活方式被鼓励奢华、倡导竞争的野性文化绑架了，财富榜人们津津乐道，五百强大家奋发追求，自然健康、快乐幸福受到环境污染、数码网络的严重威胁。辉煌的物质利益和更加奢侈化的生活方式，使我们丧失了慎终追远的冷静，忽视了“阴平阳秘”的内在生命质量，天人相应的多维联系之本，被生命数量的辉煌成就掩盖了。不要以为，科技可以完全战胜自然，当人类生存的自然根本被无知而狂野的文化彻底破坏的时候，“未央绝灭”的时刻就到来了。

包括科技文化在内的所有文化，无不是人类的精神产品，是人之神派生出来的东西。从自然角度分析，人之神可分为先天元神、本能欲神和理性识神三个层次。先天元神是生命的根本，和天地自然、社会环境相因相应，具有本能的因应协调性，其因应协调性的强弱，决定“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和“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的生命质量。本能欲神从动物遗传而来，有物欲、性欲、权欲等等的不同，野性之争发于本能欲神，人性之善发于本能欲神。先天元神和本能欲神皆属于自然。理性识神是人神的显著特征，是自我主观能动的生命原动力，一切文化理性皆肇端于理性识神，所有创造发明无不产生于理性识神。

大脑是自然客观的产物，但大脑活动发生的理性识神则是主观的，是人们外调节的司令部，既受本能欲神的影响或支配，又能能动地调节控制或刺激膨胀本能欲神。外调节是人们利用自身力量-主要是文化技术，将外在事物转化为自身需要的调节，通过占有物质的多少、势力的大小等，体现力量的强弱和大小，与本能欲神的野性之争关系密切。当理性识神还没有上升到人性之善高度的时候，发明创造出来的文化技术所形成的外调节能力，存在善与恶的双重动力作用[2]。如果善的动力作用大于恶，外调节对物质的获取以满足生命需要为标准，会适可而止，若恶的动力作用大于善，野性之欲就会无止境地膨胀，陷入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野性之贪的深渊。善、恶动力作用靠理性掌控，在理性精神缺乏善的熏陶和教化的情况下，文化技术越进步，外调节能力越强，野性之争的力量就越大，文化灾难也就越大。

生命的物质需要是有限度的，不及有害，过则为灾。人文精神不一味追求物质经济、发展技术。技术反应外调节能力，物质经济是外调节获取的结果。技术的发展不能无拘无束，物质需求不能毫无止境，需要人性之善的精神来驾驭，在人文精神的引领下，为健康长寿和可持续发展服务。天地自然是人类生活的家园，没有人性之善的约束，文化技术被原始野性所利用，争抢的力量不断增强，获取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多，会滋生出越来越多的欲望，形成黑洞般的贪婪之心，就会更加无节制地掠夺自然、欺压弱小，世界就会丧失和平，自然就会丧失平衡，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生态恶化无法逆转，我们就可能失去生活的家园。工业化的社会发展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已经展现出了失去家园的隐忧。

“弱肉强食”、“落后挨打”、“胜者为王，败者寇”等野性定律，迫使人们无止境地发展科技、提升实力。生活资料远远超出了生命的需要，还树立各种各样的奢侈生活的文化标杆，不断刷新财富榜、五百强的座次，形成了竞争、竞争、再竞争的文化导向。文化前行的路，迷失在了财富之争、资源之争、名位之争的路上。人类没有完成人性之善的精神净化之前，“神”还是猿猴之“神”，在这种情况下，提倡“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道德经》），为人性净化创造适宜的文化氛围具有重要意义。

任何文化技术的进步，没有生命航标的指引，都可能是“盲人瞎马”，把人类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碳排放的教训是深刻的，切尔若贝利的灾难是沉重的，热带雨林消失的后果是可怕的，但愿文化能够警醒，在人性之善的精神净化还没有达到相应高度的时候，放慢科技前行的脚步，让人性之善赶上来，驾驭人类文化，令人们的外调节在人文精神的引导下发展，使天地气交的动态平衡，维持在适宜人类生存的状态之中。

生命及其赖以生存的天地自然，具有因应协调的动态平衡能力，文化技术在野性动力作用下，向自然不断扩张的争抢能力，还没有导致这种动态平衡能力崩溃的时候，自然还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即便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人类还是能够适应生存，还会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使人口数量继续增加，寿命得到增长。可是，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物质生活对寿命的增长同样是有限的，天地自然之中的人类，不可能随着文化技术的发展和物质的增长，实现“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而“无有终时”。我们被生命数量和物质成就的辉煌弄昏了头脑，生态恶化、物种灭绝、世界大战、恐怖活动并没有使人们觉醒，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实力、占据资源、奢侈享受还是文化技术的发展方向，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关系持续恶化，可有谁能够从这样的野性之争中回头呢？野性文化主导下的世界，谁不发展，谁就落后，谁就会成为待宰的羔羊。

三、自然客观

文化是主观的，技术是程序的，在文化至上、技术为先的原则中，往往无视自然完整性的生命客观，无视多维联系的个体差异性，标准重复、严谨规范成为取舍、评判客观可靠性的文化尺度。

自然客观不是设计出来的，生命进化不是文化规定的，活生生的人不是按标准复制的。认识自然客观规律，尤其是生命规律，只有在保持认识对象的自然完整性的前提下，站在多维联系的客体之外，才具有生命真理性。鸡蛋打破之后，不能孵出小鸡，和打破之前的鸡蛋，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打破了的鸡蛋已经不是原本的鸡蛋，从看得见的蛋壳、蛋清、蛋黄中形成的知识，还有自然完整性的鸡蛋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吗？自然完整性的鸡蛋可以孵出小鸡，打破了鸡蛋已经丧失了孵小鸡的生命条件。自然完整性的鸡蛋是生命的真实，打破了的鸡蛋是感官的真实。在野性的好奇心驱使下，所有人都痴迷于打开鸡蛋，发明出各种各样的仪器，不断深入，去游览内在的未知世界的旖旎风光。

罗素说：“自人类能够自由思考以来，他们的行动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赖于他们对于世界与人生的各种理论，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理论。……科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事物，但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是很少的；而我们如果竟忘记了我们所不能知道的是何等之多，那么我们会对许多极重要的事物变得麻木不仁了。”他认为，“大多数的科学从它们的一开始就是和某些错误的信仰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它们具有一种虚幻的价值。天文学和占星学联系在一起，化学和炼丹术联系在一起。数学则结合了一种更精致的错误类型。”（《西方哲学史·上卷》）

人类自由的思考，没有条条框框的羁绊，当我们把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当成唯一的价值标准之后，仪器成为了思维的牢笼，在显微镜的逻辑框架之中，只有直观性的形态实在，看不到自然完整性的生命事实，看不到多维联系的自然客观，看不到天人相应的生存关系。面对天文、地理、人事等生命相因相应的客观事物，人们的思考已经完全被实验仪器所主宰，客观性的判断只服从直观实证的可靠，用实验标本取代活生生的人，用指标、影像和病理结论决定活生生的人的病，这能够说是尊重人吗？在实验室的羁绊中，在显微镜的阻扰下，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丧失了，永远不可能形成“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的医学模式。

生命不是细胞分子的组合体。尸体有细胞，活人有细胞，但是截然不同的细胞；显微镜下有分子，活人体内有分子，但是截然不同的分子。活人行走在天地之间，来往于社会之中，标本没有天地之感应，没有苦乐之体验，无论观察多么仔细、精准、可靠，和与自然相因相应的生命都存在本质的区别。肉体形态是生命之神、生命之气的载体，属于“器”，是生命相因相应的气化活动的场所，不能用肉体形态否定生命之神、生命之气。

站在自然完整性的立场上，宇宙有宇宙的动态平衡，太阳系有太阳系的动态平衡，地球有地球的动态平衡，生物圈有生物圈的动态平衡，不同层次的动态平衡具有关联性，大层次影响乃至决定小层次的动态平衡。生物圈的动态平衡，不能左右地球的动态平衡，无法影响太阳系的动态平衡，宇宙更是遥不可及，反过来，宇宙、太阳系、地球的动态平衡，都会对生物形成影响。我们无法改造地球，更无法改造太阳系、宇宙，唯一能够做的是，认识我们在天地之间的位置，明白我们的生存条件，把握我们与自然相因相应的生命规律，不要破坏我们生活的家园，使我们子子孙孙都能够在天地之间生活得自在、幸福和快乐。

人性之善的医学文化，尊重生命的自然完整性，尊重个体多维联系的差异性，要了解天文、地理、人事，但其目的不是为了用文化技术去改造生命自然，而是通过知天文、明地理、懂人事，去知生命的自然规律，维护“生气通天”的生命联系，顺应“四气调神”的自然客观，使我们的生命在自然之和、社会之和之中，强健因应协调性的生命之和。

天有五运，地有六气。知天地之日月而明阴阳之动静生杀，知阴阳之动静生杀以思考生命的因应调节和因应变化，把握与自然相因相应的顺应协调规律。任何生物的生命，都是和外部环境相因相应的生命，在地球的动态平衡作用下，具备了与天地气交规律相一致的因应协调性。在地球上，无论植物还是动物，小到细菌病毒，大到鲸鱼大象，无不具有生命之应，无不与天地自然相协调。《素问·天元纪大论》：“所以欲知天地之阴阳者，应天之气，动而不息，故五岁而右迁，应地之气，静而守位，故六期而环会，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自然完整性的生命之应，上应于天、下应于地，具体表现为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的气化活动。

人性的医学是把人当人的医学，不像庖丁解牛那样去肢解人，不用细胞标本取代人，更不会用小白鼠取代人。《黄帝内经》用“应”字，把天地自然、社会状况与活生生的人联系起来，内有“神机”之调节，外有“气立”之联系，把活生生的人看成是顺应日月宇宙运行，顺应四季寒暑变化，顺应昼夜明暗更替的天人相应的自然整体[3]。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谁头上没有日月，脚下没有土地，不呼吸天地之气，不饮食五谷之味，没有人际交往，不受文化影响，……？这方方面面的多维动态的联系，无不集中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构成以活生生的人为中心的“气”的关联性的集合。在中医学理论，人是活生生的人，经受着风寒暑湿燥火的气候变化，发生着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七情反应，不只是细胞，不只是分子；病是活生生的人的病，与气候相关，与情志相关，具有个体实在特征，不只是病灶，不只是指标。

活生生的人的自然客观，和他所生活的外部环境相因相应，在生命之神的感应性和反应性调节的能动作用下，生命形态内在的“气”升降出入，化生转化协调平衡，并和生命形态之外的“气”出入相因，多维相联，顺应协调。[4]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本质上就是一个“气”的多维联系的生命节点，具有随机动态变化和差异性、同步协调性等特征。文化不能把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标准起来，也不能把每一个具体的病都规范起来，只有在尊重自然完整性的活生生的人的前提条件下，才可能获得生命真知，临床医疗才能吻合个体的生命真实，才能形成真正的人性医疗。

四、生命真实

文化的根本价值，在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服务，使人们在健康长寿基础上，拥有幸福和快乐，这就离不开绿色的自然环境，和谐的社会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讲，凡是破坏自然环境，导致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文化技术；危害社会和谐，鼓励竞争、提倡暴力的文化技术，都不是人性的文化、人性的技术。人性文化是服从生命健康的自然环境需要、生存关系需要的文化。在实验的认识路线，自然客观要服从理论要求，生命事物要服从实验条件，仪器设备和技术手段确定结论的客观性和可靠性，既没有自然环境，也没有生存关系。

实验要尽可能地排除外界的影响，突出主要因素并利用一些专门的仪器设备，人为地变革、控制或模拟研究对象，使某一些事物（或过程）发生或再现，从而去实现认识目的。在实验条件下，外界的影响排除了，与活生生的人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都不存在了，生命的生存关系受到仪器设备等文化条件的限制。由于实验文化的规定，复制生命及其相关的事物或过程，不能保证生命的自然完整性和多维联系的客观性。实验室的结论不是自然完整性的生命结论，缺乏天文、地理、人事等多维联系的客观基础，丧失了活生生的人的差异性特征，从实验研究的理论到临床具体的实践，存在难以逾越的“固有屏障”-生命鸿沟。这就是花费巨资的实验成果，难以转化到临床的文化根源。细胞小白鼠的结论要运用到天人相应的活生生的人，其间的生命跨度，不是临床医生能够解决的，一厢情愿地采用文化手段，不可能实现转化目的。

任何一种生命，都是自然完整性的生命，有时间的自然完整性和空间的自然完整性。时间的自然完整性，指36亿年的风霜雨雪锤炼出来的生命之神，以应变之“神机”为生命本质；空间的自然完整性，指生存的自然环境，上有完整的天气之运行，下有完整的地气之变化，以动态“气立”为生命基础，集中到活生生的人，就反应为因应协调的生克制化、升降出入的动态平衡。人之形二百万年，生命之神、生命之气已经数十亿年，生命为本的文化理念，从根本上讲，是本于生命之神、生命之气，而非本于生命之形。不讲神，不讲气，只讲形态之肉-细胞、分子、基因，自然完整性的生命在哪里？

天地时空是变化的自然，因应协调是生命的自然，有了这样的自然，地球上才有千姿百态的生命形式，数不胜数的生物相互依存，活生生的人相互区别。生命以个体为存在形式，差异性是生命永恒的主题。没有差异性，一场天灾生命就可能灭绝，一场瘟疫人类就会灭亡。在地球的生命历史上，经历了五次生物大灭绝，才有了哺乳动物，才走出了人类；在人类的生命历史中，走过了二百万年的风霜雪雨，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瘟疫病痛的洗礼，后来才出现了文化，有了二百多年的工业化。

文化相对于生命史实在太短暂了，但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尤其科技文化，短短数百年，就控制了人类的思维，左右了人们的理性识神。科技文化、商业文化主导下的工业化，野性力量空前高涨，物质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还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使人们对科技文化、商业文化崇拜有加。理性识神对生命的思考，失去了自由，被绑架上了实验文化的道路，没有实验室的文化条件，没有显微镜等仪器的支持，再自然客观的文化理论，都无法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同。

在实验文化，仪器决定了思维，理论设计取代了自然客观，生命是实验室里的标本，人体是显微镜下的细胞。逻辑加实证割裂了生命的多维联系，理论严谨性否定了活生生的人的差异性，疾病是标准的，治疗是规范的，没有了个体实在化的生命真实。

生命文化是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文化，是生命的历史和生命的现实相一致的文化，是活生生的人的文化，以自然完整性的人为出发点，又回到自然完整性的人，把天文、地理、人事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具体的人联系起来，从“象”循“气”而知生死、知健康、知疾病。现象可以观察，属于感官的对象；本质无法看见，属于思维的内容，实验室的直观性，不能代替思维的可靠性。

生命健康与人类可持续发展，是检验所有文化人文价值的基本标准。任何文化技术的发展，都会对生命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果这样的影响，不利于生命健康，危害自然环境，就没有多大的人文价值。文化是大脑创造发明的，属于人类的精神产品，评价文化的人文价值，不能主观地树立文化标准，用一种精神产品去衡量另一种精神产品。检验文化价值，必须看文化及其行为给人们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健康长寿带来什么，只有有利于生态平衡，维护自然环境，营造社会和谐的文化才是先进的文化，才是人性的文化。

就人与文化的关系而言，文化理论是次要，“形与神俱，尽终其天年”是主要的；标准规范是次要的，随机应变的生命之和是主要的；技术创新、奢侈生活是次要的，“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的“无有终时”是主要的。再新奇的理论，再先进的技术，没有这样的生命价值，缺乏这样的基本方向，就没有人文精神。

五、人性医疗

中医学是沿着自然完整性的生命路线，以最佳生命结局为标准，经过漫长的“为什么”的反思，反复检验而形成的多维时空动态关联性的生命医学[5]。生命医学的文化路线不是实验条件规范的，而是以生命体验为客观基础，以生命与自然、人与社会等生存关系为根本，追求天人相应的生命之和的文化路线。中医学起源于药物的生命体验，这样的生命体验在人之前就开始了，与动物有意识地找寻一些植物、矿物来解除痛苦的客观实际相一致。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本草起于神农，则又在黄帝之前矣。可知医之起，起于药也。至黄帝，则讲夫经络藏腑之原，内伤外感之异，与夫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神明夫用药之理。医学从此大备。”

“医学是伴随着人的活动而起源并发展起来的。而医学的发展也是从经验医学开始的，经验医学是和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只是到了科学建立之后，医学才借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得到更快速更有效的发展。”[6]在科学的目的和方法的规定作用下，“当代医学对生命的认识是狭隘的，所构筑的‘人体生命模型’是不完整的。”“于是，‘部分’与‘整体’构成了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7]“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尽管分子生物学革命使基础医学的研究水平跃入到前所未有的分子水平，基因医学的崛起也似乎给我们带来了美轮美奂的良好预期。然而，临床治疗体系的陈旧和沉沦，依然还是‘涛声依旧’，人们期待的临床技术革命也是‘死水微澜’，今天的医学不仅对多因素的代谢性疾病任然束手无策，而且老传染病卷土重来新传染病接连不断的凶猛势头更令其有‘江郎才尽’之慨。”[7]

中医学的生命体验是一条极其漫长而又自然客观，并与文化控制下的实验完全不同的认识路线。用实验文化来衡量，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体验好像粗糙、不确定，但这是一条维护健康、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正确的道路，是比实验文化更有可能获得生命真理的认识路线。“古代医家的人文观念，他们借助古代的人文知识认识健康和疾病现象与医学的原始形态（尚不独立）相关联，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和无奈，但融自然科学萌芽和人文科学萌芽于一体的古代医学注重整体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8]用“一以贯之”考察，以药物等生命体验为基础，以有无理论指导为分界，中医学的萌发、发展和完善，经历了无意识的动物式的原始生命体验，有目的有意识的药症对应式的生命体验，以病机为治疗目标、以生命之和为检验标准的生命体验等三个不同阶段。这三个阶段的生命体验，客观基础是同一的，作用对象是同一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基本立场是同一的，始终站在自然完整性的生命之外。

尊重人是人文的基本前提，尊重人的自然完整性是尊重人的实际体现。在文化理论之中，没有自然完整性的人，没有天文、地理、人事的多维联系，尊重人的基本前提都丧失了，谈何关心人、爱护人？人性的医学是把人当人的医学，不否定人的个体差异性，不割裂人与多维时空的动态关联性，重视人的情志感应、生活习惯和德行修养，从理论的发生形成，再到理论的实践，天文、地理、人事始终都在文化视野之中，不因为标准而取舍，不因为规范而统一。

中医学是人性的医学，是充满了人文精神的医学，辨证论治不排除就诊病人的个体特殊性和自然气候、人事影响的不确定性，重视人与天文、地理和社会人事相因相应的生命联系，以就诊病人的临床症状群为客观，通过“辨症求机”（辨症，是动宾词组，辨是动词，症是宾语，是辨的对象，若改症为证，就混淆了辨的对象和辨的结果）的逻辑思维，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求证具体的病机性质，把握个体实在的证候本质，实事求是地“随证治之”。

人文的医学，不是细胞化、分子化的医学；人文的临床实践，不是以具体疾病为规范标准的实践，既没有事先的课题设计，人为的分组，也没有事后的排除误差，统计概率。实验文化的医疗效果，有统计概率的大小问题，但对于就诊病人而言，任何医疗干预的结果都是百分百的，不存在概率大小。临床病人是活生生的人，既有固有的生命规律，又有随机的因应调节，男女老幼、性格禀赋，燥湿寒暑、贫富贵贱等等，都难以统一。人性化的医疗模式，在理论上追求“十全”，在实践中重视每个病人，遵循多维联系的生命规律，运用具有共性特征的理论，去求证个体实在的证候病机，使“随证治之”的临床决策和就诊病人的生命客观性相一致。

《素问·移精变气论》：“治不本四时，不知日月，不审逆从，病形已成，乃欲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人文精神的医疗实践，是本四时之运化，知病势之顺逆，在既病防变前提下的医疗实践，不会发生“故病未已，新病复起”的弊端，更不会发生把小病、轻病医成大病、重病，把急性病医成慢性病，把单一疾病医成多种疾病的情况。张仲景继承了这样的人性理念，提出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等既病防变的临床原则，创立了最具生命安全性的临床医疗模式-辨证论治。

有命才有病。病是天人相应的病，是环境关联性的病，对活生生的人的疾病的治疗，需要结合自然环境，通过互补平衡等方法，恢复生命的因应协调性，实现生命之和的“形与神俱”。《素问·五常政大论》：“无伐天和，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无致邪，无失正，绝人长命。”这是人文精神对临床医疗模式的起码要求，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就应该反思医学理论的人文价值，反思临床模式的人性理念。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武装了医学，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使医学日益成为沿着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思路和方法认识并解决问题的学科，使医学形成了生物医学的观念和模式。”[8]它在科学发展中，“从对人体器官的认识到细胞的发现，从分子生物学的高歌猛进到纳米技术的炫目光环，人类一次又一次地为发现了更为基本的物质结构而欢呼，一个又一个划时代的‘还原’，都以为找到了消除人类疾病的良方、改造自然的‘魔法石’。现代医学在还原论统帅下，不断更新着现代科学装备，不断生发新的分支，但每一次解构的进展，都伴随着问题的升级，原有问题未能全部解决，新的问题又渐显在认知的探照灯下，如此反复，积重难返。”[9]

“医学是人的科学，人的科学不讲人文，不讲人性，不讲善，是不可思议的。医学的人文内容是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给的。”[6]医学的人文精神，不只人情素养那样简单，对病人热心、周到的临床关怀，不等于医学文化的人文精神。医学文化的人文精神，根本在理论的人性内涵，通过医学实践的每一个环节体现出来。如果医学文化本身不是人性的文化，没有把人当人而是当成细胞标本，没有把病当成是活生生的人的病而是当成病灶病毒，再热心、周到的人情关怀，也不能证明医学文化是人性的文化，最后落入冷冰冰的人机对话模式，会因为越来越细的分科而将大部分病人拒之具体科室的门外。

中医学沿着自然客观的道路前行，把既病防变的治未病理念贯穿临床始终，强调护胃气、存津液，开邪出路，因势利导等论治原则，以活生生的人的因应协调性为本，与生命阴阳的互补平衡为规范，突出了三因制宜的求实、求是的人文精神。辨证论治是充满了人性关爱的临床模式。丰富中医学的理论修养，培养“辨症求机”思维，按照理、法、方、药、护的病机规范从事临床医疗，就能够把中医学的人文精神，落实到临床实践活动中去。

中医学的人文价值，内在于文化观念和实践理念之中。没有把人当人，没有自然完整性和多维联系的理念，医学人文基础就没有了。人是活的，是行走在天地之间，呼吸空气，饮食五谷，情感变化，相互往来的人。健康长寿的基础，就在“阴平阳秘”的生命之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和。[10]

评价中医学及其辨证论治，唯有生命之和，唯有自然客观的生命效应，才是可靠的。用科技文化评价中医，用实验实证逻辑批评辨证论治，用统计学考察中医疗效，是极其狭隘的文化观的反映，本质上是野性排它在文化上的体现。我们需要将中医学和西医学分别开来，树立起中医的文化信心，自尊、自立、自强，形成独立自主的，以多维联系为基础，自然完整性为客观，活生生的人为实际对象，合乎中医学和辨证论治的文化规律的价值评价体系，营造适宜于纯中医、真中医生存、发展的文化土壤，中医才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