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记载：“乾符二年，蝗自东而西蔽天。'《资治通鉴》说的更明白：唐僖宗乾符二年，即公元875年秋天，有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遮天蔽日。所过之处是绿皆无，赤地一片。对此，当时的长安市长刘知至给唐僖宗上了一道千古名折，说：“皇上啊，虽然这次蝗灾波及全国，但托皇上的福，咱们京畿一带虽然也飞来了蝗虫，但它们就是不吃庄稼，而且一只只的都抱着荆棘而死了。”蝗虫见了大唐圣主后不但不吃庄稼，而且统统绝食而死，这是多么值得举国欢腾的大喜事啊!于是，十几岁的少年天子笑了，老于世故的满朝文武笑了，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杨知至笑了。除了那个懵懂少年，开怀大笑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弥天大谎。
但说谎者、助谎者们之所以敢于公然撒谎，正是因为僖宗皇帝需要这个谎，甚至明明知道是谎却也要偏偏相信这个谎。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注到这里，不由地痛心疾首。他说：“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韩滉以霖雨不败盐，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由来久矣!”
那么，“蒙蔽人主而成习”的，仅仅是“唐之臣”或者仅仅是那些杨国忠们吗？不是，恰恰相反，撒谎者中从不乏耿耿忠臣。比如胡三省提到的韩滉，比如民族英雄林则徐。
1839年7月9日，九龙炮战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紧接着9月17日的穿鼻海战，首次交锋的清军以惨败告终。但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公然撒谎说：“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受伤者，尤不胜计。”而实际情况却是，英军无一人死亡，只有四人受伤。而清军，则死亡十五人，二十九艘战舰几乎全毁。可能有人会说当时的统计数字可能有误差，但林则徐自己的日记中说，从海中捞起的“夷帽”并认定的“毙敌”人数是十一人，可到了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这个数字马上变成了二十一人。这不是撒谎又是什么？
但即使这样，在易中天看来，林则徐还是属于“基本不撒谎”者，因为在整个鸦片战争史上，我们几乎找不到完全不撒谎的官员和将领。两广总督说谎，两江总督也说谎;钦差大臣说谎，参赞大臣也说谎……
如果在一种制度或环境下，撒谎或视撒谎为常态，这是不是可以叫做“制度性撒谎”?
历史从来都把说谎者绑在耻辱柱上。然而，相信谎言、需要谎言、为无耻之徒提供滋生土壤的人，正义之剑却很少刺及。
清朝的乾隆皇帝英明伟大，文治武功，爱好广博，其中一项就是酷爱收藏，更酷爱在藏品上题文盖玺。有一次，乾隆得到了一幅黄公望的名画《富春山居图》，喜欢的不得了，欣赏之余便往往情不自禁地在画的空白处题诗作词，末了还得盖上他的玉玺。一年下来，竟然在画上题了几十首诗文。
可未曾想，第二年又有人贡上了一幅《富春山居图》。这下子乾隆傻眼了，因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后来这幅才是真的，而他题满了诗文那幅无疑是假的。但乾隆是皇帝，皇帝说过的话、认定的事都是真的。既然已经认定前面那幅画是真的，那就是真的;于是真的就成了假的，假的就成了真的。《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到了乾隆这儿，那就是“假作真时假亦真”。
字画的真伪之辩，当然有艺术标准。但在乾隆面前，艺术标准就得让位于话语权标准了，假画必须服从于假话。当然，一幅画的真伪与小民无关，由它去吧。但倘若与小民有关的事情的真伪标准也要由着大小乾隆爷们的话语权来定，那怎么指望这个世界还有个艺术点的是非标准呢？
至此，忽然忆起了一句小品台词:“用谎言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而这句台词，绝对不是慌言!
来源：杨德华 借历史的坡下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