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非首发、首发《苏州杂志》，ID:（刘俏到），文责自负】
北宋熙宁十年（1077）十月，苏州人程师孟以集贤殿修撰的身份，赴任越州知府。京城官员纷纷赋诗饯行，场面之盛，宋代少有。四川人王珫留诗为证：“公住吴门枕太湖，风波不到十年馀……都门送客今何盛，百首诗轻百两车。”这里的百首诗与百辆车，并非虚指。程师孟到任越州后，汇编饯行诗作为《续会稽掇英集》，共计一百二十五篇、作者一百一十人。
这样一部古代饯行诗集，除了专业研究者以外，多数读者可能完全没有兴趣，根本不可能纳入阅读范围。我最初偶然翻到时，也丝毫没有在意。但最近看到一些宋代馆阁史料，看到北宋文坛巨子多数出身馆阁，忽然联想起这部少为人知的诗集——这送行诗会的主人公程师孟竟然恰好有一个集贤殿修撰的馆阁职务。于是重新找到再读，居然发现许多有趣细节，值得评说几句。
一
古代官员流动，同僚赋诗送行，原属寻常惯例。比如北宋咸平元年杨亿赴任处州、咸平四年钱若水赴任大名府，均有三十多人送行赋诗。不过，杨亿、钱若水长居馆阁，先后主修或参修《册府元龟》《太宗实录》等重要中央文献，日常往来都是京官要员，这些“老机关”可以说是人脉深厚、交游众多。而且馆阁文人酬唱成风，诗文饯行既是人之常情，更是不成文的馆阁礼仪。
馆阁源于汉唐年代的皇家图书馆，北宋主要是三馆和秘阁，其中三馆指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既有馆阁，便有人担任馆职，比如程师孟的集贤殿修撰。馆阁相当于国家文化学术中心和储才育才中心，能在馆阁任职，相当于大学毕业直接进了中央机关。宋代名家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无一不有馆职经历。所谓“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一经此职遂为名流”，从此行走官场都要硬气许多。
北宋文人想进馆阁，大体三条路线。一是进士高科，即考中进士且名列前茅，或先进中央机关再转任，比如杨亿。二是大臣荐举，比如钱若水就是在同州任职时，经名臣寇准举荐进入史馆。三是岁月酬劳，作为老资格的象征性挂名待遇，称为“贴职”，实际并不到馆阁考勤上班，比如程师孟。
北宋皇帝喜欢舞文弄墨，每逢庆赏、宴会便令馆阁大臣唱和。这种高端交际，久居馆阁如杨钱二人自然熟络，经受历练远超挂名馆阁的程师孟。即使诗名不显的钱若水，也有“一夜春风满帝都，禁林清晓宴簮裾”之句，后人评价有天然富贵之气。他送杨亿赴任处州时赋诗“卷箔烟霞丽”，意象也很别致。而杨亿的文学成就还高于钱若水，他主修《册府元龟》时常在馆阁组局诗酒，顺便汇编了《西昆酬唱集》，形成了宋初最时尚的“西昆体”。
杨亿获任馆职颇为有趣，可以插播一个小故事。淳化四年，宋太宗于后苑赏花宴请群臣，这时杨亿尚无馆职，他进士高科后先任光禄丞，按例本无吃席资格。杨亿沮丧之余赋诗送馆阁，道是“蓬莱咫尺无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戏剧性的是，诗送馆阁呈与太宗，竟然立获点赞，“命直集贤院，免谢，令预晚宴”，牢骚一发馆职到手，而且当晚一起吃席，“时以为荣”。
但程师孟与杨钱二人经历不同。程师孟考取进士后长期在地方任职，到他赴任越州时已有干龄四十三年，期间仅任京官两次累计三年，还是磨勘司、水监之类事务性岗位，谈不上要职。虽然他先后挂名昭文馆、集贤院，但均系朝廷顾念前功给个待遇，相当于现在的“享受某某级别待遇”，属岁月酬劳之列。可以说，程师孟在政坛文坛均无特别影响，但何以饯行场面如此之盛、聚拢文人如此之多，把馆阁出身的杨亿、钱若水都比了下去？《续会稽掇英集》的出现，着实出人意料。
二
细细翻检名列《续会稽掇英集》的赋诗者，可分为当时的京城开封与地方两类官员。前者除当朝宰执王珪、吴充、元绛外，还有冯京、沈括、宋敏求、曾孝宽、孙固等中央机关和开封府领导；地方官员则有落职闲居的王安石、张方平及扬州知府陈升之、杭州知府赵扦等，另有退休太傅曾公亮。若以关系远近而分，程师孟旧识主要是曾公亮、王安石、吴充、元绛、赵扦、陈升之等中高层领导；其他中下级京官，则未必有啥交情。
但是且慢，此前程师孟干龄四十三年，特别是江西十年、福州两年、广州六年，干的都是市省两级“一把手”，另外还曾在广西、四川等地任职，想来交际面也难说狭窄。设想一下，以程师孟主政福州为例，那些福建籍官员以及曾在福建当官者，是不是自然有了交游的更大概率？
如此再来翻检赋诗名单，则别有洞天。很明显，这里面既有曾公亮、吴充为代表的福建人，还有崇大年为代表的曾经任职福建者，故与福建有关者已达二三十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江西籍，又有十多人；即将赴任越州，以元绛为代表的浙江籍二十余人；还有以王珪为代表的四川籍数人，再加上江苏籍十多人，程师孟的朋友圈就比较明朗了。看来地方大员的交际面并不亚于京官啊，甚至比杨钱那些基层经历少的干部更加交游广泛。
那么问题又来了：程师孟主政福州两年，这是他四十余年仕宦生涯中担任地方大员时间最短之州府，却为何偏偏福建朋友比较多？
那是因为宋代福建进士多。宋代随着全国发展重心南移，福建得到开发，教育空前繁荣，加上福建山多地少、百姓生活不易，于是年轻子弟奋力向学，最终人才辈出。据统计，宋代福建进士超七千、居全国第一，其中北宋就有两千六百人，包括前文提到的杨亿也是福建籍。进士多了，曾经宦游福建的程师孟结交的福建官员自然就多了。相比之下，即便程师孟主政广州六年，但整个广东的宋代进士不到五百人，所以他的广东朋友就很少见。
当然，无论地域亲疏，官场自有其游戏规则。一百多人赋诗饯行的交际场，最耀眼的明星还是曾任宰执王安石、曾公亮和当朝宰执吴充、王珪、元绛——宰执是“宰相”与“执政”的合称、二者互为牵制，这在北宋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堪称是文官的巅峰。他们的到来，无疑使得这个交际场更具诱惑力与影响力。为何那么多程师孟未必熟悉的中下级京官闻风而来、留名诗集？若说这大型诗会中没一点攀附心理，恐怕谁也不信。
三
熙宁十年的政局，其实相当微妙，尽在饯行程师孟的诗集里。
上年十一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落职闲居江宁。一年来，新党阵营内讧不断，王安石变法的两大助手吕惠卿、章惇先后外放。新法推行面临受阻，宋神宗的变法决心遭遇冲击，用人策略追求“异论相搅”，意图维持臣子之间的权力制衡，于是吴充和王珪入相，位极人臣。
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但他并不认同新法。王珪过去辅佐王安石，但立场毫不坚定，入相之后成为宋神宗的传话筒，全无主见。元绛、曾孝宽为王安石亲信，冯京、孙固则属强烈反对新法的旧党阵营。宰执不再强势，矛盾盘根交错，彼此相互攻击。也许越是微妙的政治环境，大家越需要一个舒缓焦虑惶恐的机会，而古稀之年的程师孟赴任越州，恰恰提供了这么一个合适的交际场——于是这些人物，都出现在诗集中。
再看诗集内容，则各有千秋。有人直奔主题如“晓色光华去玉京，画船新指会稽行”；有人想像越州美景如“满目湖山何处胜，蓬莱高阁正清秋”；有人祝程老更上层楼如“此行定奉丁宁诏，更老归来侍冕旒”。但也有人如程师孟挚交元绛诗云，“四十年来出处同，交情偏见岁寒中。相先各上青云路，斗在俱为白发翁。”明显走心之作，能见温度与真诚。还有低阶官员莫渊，“官资卑执戟，身势类浮鸥。每玷乡人荐，长思国士酬。”分明有所无奈与不甘，疑似希望得到程师孟这些省部级高官的关照。
必然的，很多人在诗中提到程师孟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就在一年前，程师孟代表北宋出使辽国，在涿州与辽国发生争执——“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介东向”，这是让宋人朝拜辽方的意思，程师孟不肯入席，“辞气益厉，叱傧者易之”。如此据理力争，为赵宋挽回一点颜面，却与当朝求和的心态相悖，外放越州或亦与此有关。但毕竟是不辱使节之举，送行诸士都有文人意气，故多称赏如“一言不为戎人屈，万里能全汉节还”，又有“威名尝使虏人惊，杖节还朝欲请缨”等。
程师孟与饯行官员都是文人，赋诗之际却绝无妄议朝政之句，这不是大家讲政治，而是新党旧党势力均衡的微妙氛围所致。特别是诗集中还有三个名字值得注意：张方平、王拱辰、王益柔——三十三年前发生过著名的“进奏院案”，馆阁文人苏舜钦被削籍为民、归身苏州沧浪亭，王益柔正是当年受惩的年轻人之一，王拱辰、张方平则是直接发起和大力推动弹劾者。彼时小案大查、轻错重处的背后，乃是庆历新政引发的朋党之争，实际矛头指向苏舜钦的推荐者范仲淹以及苏的岳父杜衍。
那一次，改革派也落了下风。
从范仲淹庆历新政，到王安石熙宁变法，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那么相似。
而颇为有趣的是，当年“进奏院案”中举报苏舜钦的小人名叫李定，如今为《续会稽掇英集》作序者亦名李定。虽然两个李定不是同一人，却不知这巧合是否也无意中提醒了留名诗集者务必慎言慎语？
四
熙宁十年送别程师孟时，王安石五十六岁，《续会稽掇英集》载其诗云“投老始知欢可惜，通宵豫以别为忧”，暮年心态已显。这二人关系特殊，值得多说几句。因为作家余秋雨写过一篇《论小人》，曾引程师孟为例，说他曾向王安石讨写墓志铭以求流传后世，以至“最恨的是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而自己内心却想早死”，又说“王安石一听就掂出这个人的人格重量，不再理会”云云。
这恐怕是误读。
查诸史料，余秋雨表述应是司马光《涑水纪闻》和武官张师正《倦游杂录》的综合。二书成文年代相近，确系王程二人活跃的年代。
其中《倦游杂录》记载，有人奉承王安石：“某所恨，微躯日益安健，惟愿早就木，冀得丞相一埋铭，庶几名附雄文，不磨灭于后世。”余秋雨文中表述几乎就是这一句直译。但“某”究竟是谁？《倦游杂录》原本并未点名程师孟，只说“有善谀者”。
最早把那句马屁放在程师孟嘴里的是《涑水纪闻》。但梁启超早有考证，认为《涑水纪闻》是司马光未曾定稿的笔记资料，现时所见文本并不符合司马光笔法，应属后人假托其名掺杂私货，作为“攻击造谣的工具”，且司马光之孙司马汲也否认此书为祖父所作。
如此说来，《涑水纪闻》的记录就变得很可疑。毕竟它在北宋年间并未整理刻印，只是作为手抄本出现，而手抄本的特点就是你抄我抄、以讹传讹，叠加宋代朋党之争影响深远，使得原始文本几经篡改、早无可考。不仅如此，书中部分不涉及人物臧否的内容也非信史，比如“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即详见此书，但据今人考订，纯系子虚乌有。
余秋雨还说王安石对那人不再理会，这更与王程关系不符。程师孟赴任越州，王安石说“西归定有诗千首，想肯重来贲一丘”，暗指福州吏民勒刻程诗的往事，足见两人相知多年。事实上，王安石侄女嫁给程师孟之子，两人结有姻亲；此前程师孟每赴江西，王安石必有赠诗；程师孟主持兴建洪州物华楼，王安石寄诗相贺；程师孟任职都水监，响应王安石变法，促成“董正官制之实”；程师孟晚年从青州退休，特绕道江宁与王安石相会，王欣然题下“青丘神父能为政，碧落仙翁好作诗”。如此种种贯穿半生，岂是泛泛之交？
如果考虑二人长期以来关系之亲近，则还有一种情况——程师孟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被歪曲了：好比酒桌上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态度，说请对方给自己写个墓志铭之类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理解？说者只是调侃，听者未必认真，但是传出去就变了味。
总之更大的可能是，宋代朋党之争让王安石的身边一切都被肆意贬低，且遗谬久远。
五
程师孟在“百首诗轻百两车”的簇拥下离京，赴任越州两年多后改任青州，又一年后告老还乡，晚年退居苏州。
程师孟一生仕宦奔波四十七年，每地皆有政声。赴任越州前充任都水监，那是王安石变法大兴农田水利之时，程师孟发现山西多山谷、丰水季节有似天河，于是指导当地开渠筑堰、广造良田，总结编撰《水利图经》颁州县使用，后又推动海关贸易史上著名的“广州市舶条”出台，堪称兢兢业业实干家。书法家米芾评价他“以文学登科，以政事跻显，以言语出疆，以恬退告老，足之所及、功利蔚起”。
而熙宁末年的饯行赋诗，又无意中以程师孟为中心构筑起北宋最大规模的私人交际场，展现出程师孟文人风度的另一面。《续会稽掇英集》的序言提到：“盖公以诗名天下者三十年，而今日之作，亦从公所好也。”程师孟诗学白居易，喜欢平易闲淡，比如“远岸渔樵三两两，近村鹅鸭一行行”，质朴而有韵味；又如“翠柳阴中黄鸟过，青山影里白鸥飞”，翠黄青白相映，颇见构图之美；“尽放迟回官舍近，不妨闲坐石门深”，甚觉旷达自适，毫无矫揉造作，其实比诗集中那“百首诗”的绝大部分更加清新耐读。
待到数年后程师孟退休返乡，恰逢福建人章岵出任苏州知府。那几年朝中退休居苏者不少，章岵邀请大家雅集赋诗，号称“九老会”，其中便有名列《续会稽掇英集》且客居苏州者两人：浙人元绛、川人王珫。再后来陆续有人离开，章岵又发起“十老会”，曾在诗集留名的卢革、崇大年、张诜也加入进来。从当年的京城交际场到后来的老干部诗社，流光总是把人抛，谁是樱桃、谁是芭蕉？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望程师孟外放越州那年：众位官员饯行赋诗，是在熙宁十年十月。到了十一月，宋神宗祀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十二月，宋神宗率文武百官郊祀，诏改次年为元丰。此时王安石罢相已满一年，早已心灰意冷、再无回朝可能，宋神宗兴致勃勃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出马主持和延续熙宁变法，同时酝酿着新一轮的元丰改制。
熙宁既去，元丰已临。新的一年里，著名诗人晏殊的第四子、四十八岁的晏知止赴任程师孟的故乡苏州。犹记得上年底他亦到席饯别程师孟，《续会稽掇英集》有他的走心之作“从来梦锦耽佳句，应接江山岂惮劳”——不经意间发现，晏诗既是送人、也是送己，还能送给熙宁年间的王安石与元丰初年的宋神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