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和ICP执委们一起开会，听到不少芬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中小学校长面临的困境。
芬兰中学校长联盟主席，Arri Pokka 和我忍不住吐槽，他说，芬兰的教育一直致力于追寻公平，政府花了很多资金来促成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因为芬兰是一个小国家，只有500万人口，每一个人对国家都有价值……但，现在教师最头疼的是，很多家庭经济条件不错，孩子就是表现不好，不仅仅是学业成就，更有行为不良。比如酗酒抽烟吸毒...他更说，我们小时候，都相信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找到一份好工作，是一件很值得渴望期待的事情。（他说的时候，我狂点头，我们小时候也是如此啊！）但是，好些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不喜欢学校，不喜欢读书，老师所有的精力，只为了让他们专注于完成该完成的学业。
澳大利亚校长联盟主席，Robert马上说，澳大利亚也有这样的情况，甚至算得上比较普遍。
芬兰和澳大利亚的校长、教师，竟然和中国的一些学校校长、教师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按网红惊悚夺眼球的标题，应该是这样——“一个有7套房子的孩子，还需要读书吗？”
按照法国布迪厄（P.Boudieu）在《再生产》的研究，“学校教育并不是社会化的工具，而是有助于阶层结构的再生产”，也即“文化再生产论”所指出的，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是以文化再生产的形式来成就的，权力、特权、地位的传递是通过学校这一迂回的路线来实现的。那么，对于这些已经拥有权力、特权、金钱、地位的孩子，文化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所看到的北京为了学区房的各种鸡血，学区房的意义也就在于，这些中产阶层相信，权力关系通过教育，在悄悄进行转化或巩固——他们的子女需要通过教育进一步巩固其文化资本与价值观，获得保持身份或者向上流动的机会。
而学校教育的课程，如果是为了服务于这些中产阶层，那么课程所承载的教养、审美、对规范认同的意识乃至中产阶层所追求的生命价值等，是不是应该有所体现？而不仅仅是提供这些孩子并不需要的服务于选拔的“应试课程”？
对于这些孩子，课程的意义，是维系其在同一阶层与集团生活、交往所需的语言、价值观及其他因素的需要。他们不再单纯的追求“量”——如何掌握更多的知识与技能，更多转向追求“质”——如何丰富而深刻地获得真情实感的体验。也许，这样的课程才能唤醒、激发他们追求生命的价值。
有把清华北大当作人生目标的衡水中学，也有把清华北大当作人生过程的某外国语学校、某师大附中。追求绝对的公平，本没有意义！尊重每一个生命本来的差异、支持其发展是教育者存在的意义，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思考设计好课程，激发鼓舞每一个人超越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