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6年出生在河北三河县的一个小村庄，村子不大，只有五六十户三百来人口，父母及祖上都是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家里距县城十五六里，直到我十一二岁几乎没出过村。那时候的孩子没有什么压力，虽稀说清苦了点倒也快活，小伙伴多，各家随便玩儿，除了刮风下雨几乎不着家，就这么快快乐乐的到了1969年春节前，稀里糊涂的小学毕业了，过了春节就要上初中了，我突发奇想要到外面看看。去哪呢？好在我有二姨在北京，二姨和母亲亲如一人，她俩从小相依为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能平安长大已是上天保佑了，所以二姨和母亲的关系胜过所有，二姨疼我更是胜过她自己的女儿。因为有这样的亲情在，我就和母亲说我要去北京，爸爸就提前给二姨家写了信，要二姨夫到马圈长途汽车站接我。妈妈准备了红薯干，足足装满了五十斤的面袋子。

腊月二十八的早上我很早就起来了，爸爸用自行车把我送到李旗庄车站，我长那么大还真是第一次坐汽车，车来了，爸爸帮我上了车，在车上感觉晃晃悠悠的，也不敢往两边看，感觉迷昏的很，心里想忍着吧，到了就好了。车子很快，因为马路上只有这一辆车在跑，大概一个多小时就进了北京，只看到汽车多了，有公交车，几路几路的，有小货车，还有拖拉机，马车牛车的都样样具全，高级一点的就是212吉普车。很快就到了汽车总站，售票员让我们下了车，我坐了一路车，早已晕头转向，更分辨不出东南西北了，四下张望了一遍也没看到二姨夫的影子，我慌了神。来之前听母亲倒是说过，下了长途就坐23路到珠式口再倒5路到总站过了一个大桥就到二姨家了。我心想二姨夫是不是记错日子了没来，我这么远都到了二姨夫怎么还没到呀。我还是问问别人自己坐车走吧，可来时妈妈再三嘱咐我千万不能跟别人走，我有选择的问了一个40岁左右的阿姨去坐23路往哪边去，这个阿姨很热心，她说我带你过去吧，还帮我抬着那袋子红薯干，送到了23路站牌下，然后告诉我车来了你就可以上了。时间不长就来车了，我搬着袋子上了车，在车上也不敢随便动，使劲的听着售票员报站，生怕坐过了，到了珠式口下车一看，哪有什么5路站牌，还是问吧，继续选择看着就好说话的阿姨问，她告诉我还要走一段路才是5路车，我就把袋子往肩膀上一扛按着那阿姨说的七拐八拐的找到了5路站牌，来车了一开门就先问问售票员是不是到右安门的，售票员告诉我是，我才敢上车，她还下来帮我抬上了口袋，那时的人可热情了，都会主动帮助人的。我坐上了5路心想这次就不怕了，坐到总站就算到了。可下了车已经把我晕的不行了，下车就吐了。平静了一会儿四处看看，这都哪是哪？，妈妈说过还要过大桥，桥南边才是右安门外大街，这大桥怎么就东西呆着的？该往哪边走，还是问吧，一个大爷告诉我往哪边走，我就顺着他指的方向过了桥，还是没有二姨家的门牌号，接着问，就这样一路走一路问，终于看到了右安门外二巷的牌子，剩下的就是号了，二姨家是八号，到了一看，这个号并不是她一家的，是一个院子的，这个院子当时有五六家，只知道最挨门的一间是郑大叔家，第二间是白大叔家，第三家是王大爷家，第四家才是二姨家，最里边的西厢房是徐大爷家。

我进了八号院门，还是接着问，三姨姐正在院子里一听是我敢紧过来帮我拿行李，二姨也从屋子里出来了，当时二姨开心的样子让我至今难忘，这时同院的王大妈、徐大妈也都出来打招呼，二姨给我介绍了后我连忙问好，并捎去了母亲对她们的问候，把她们高兴的说，原来这农村小姑娘一点也不俗，我听了虽然挺顺耳，但心里却觉得啥不俗呀，都是出来前妈妈教好了的。寒喧一阵后就进了屋子里，二姨问我你二姨夫咋还没回来，我说没见着，我自己回来的，二姨就诧异了说他一早就走了怎么就没见着呢，可能是走叉了，那时候的人倒55也没现在这么着急，因为那时代安全的很，大人出门都不会担心的，回家只是早晚的事。我早上八点坐的车，到家也刚十一点钟，并不晚。一会儿我们吃了饭，和四姨姐出去玩儿一下午，到家一看二姨夫还没回家，直到天都黑了大概晚上六点钟左右二姨夫回来了，姐姐们让我敢紧藏起来就说我没来。我想二姨夫去了一天了还是不要捉弄他了，那天二姨夫到车站没看到我很是着急，一天都在外面等着也不敢去吃饭，也不敢去打电话怕我下车看不到人在那哭，就一直等到天黑最后一班车，实在接不到了才回家。这件事这么多年了让我一直记忆犹新，永远也忘不了二姨一家人对我的爱。

在北京住的那段日子里，哥哥姐姐及弟弟妹妹们对我百般呵护，四姨姐更是带着我玩儿遍了长安街以南的大街小巷及故宫三大殿、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让我大开了眼界，对所有人都向往的北京有了初步的印象，以及北京人生活的不容易，他们每天起早搭晚的挤公交车，或骑很远的自行车车去上班，在当时国家一穷二白的年代，每家每户都在温饱线上挣扎，但他们的日子都是充实的，快乐的，人人都乐于助人，大院的人都能和谐相处，没有尔虞我诈，在二姨家住的半个月让我受益匪浅，第一次北京之行让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