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悠久，有史书记载的历史已有数千年，早在秦代之前，中国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各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长期发展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民族不同，服饰自然也就不同，各个民族为了维系自己的民族认同，凝聚民族向心力，几乎都将服饰当作与其他民族区别的重要标志。服饰代表着文化传承，文化传承又团结着族群，因而显示出中国各个民族所具有的种类繁多、丰富灿烂的服饰文化。

当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互相影响，互相融合，而代表着民族文化象征的服饰，同时也在相互影响着。这其中，尤其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胡服”。宋朝沈括在《梦溪笔谈》的“故事”之中，谈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虽然说得有点绝对，但是也可以看出来，北方的少数民族的服饰对于中原地区服饰的巨大影响。

说到“胡服”的“胡”，中国史书各个时期有不同的解释。在汉朝时，“胡”大多数专指“匈奴”，虽然有时候也包括东北到西北的诸游牧民族。现在的汉语词典里，将“胡服”定义为：“指古代西方和北方各族的服装，后亦泛称外族的服装。”总而言之，中原地区汉族人对于“胡服”的理解，大多认定为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

中国汉族地区第一个全面学“胡服”的是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他出于军事上的目的，提倡“胡服以习骑射”。赵武灵王之所以会提出全面学习北方少数民族服饰，主要是看到当时中原地区传统的服饰在“骑射”方面的重大缺陷。在西周之前，人们穿的是上衣下裳的衣服，它不分男女，一律做成两截，一截穿在上身，名“衣”；一截穿在下身，名“裳”。以后的“绔褶”、“襦裙”等都是从这种服饰演变而来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又出现了一种服饰，将上衣下裳连成一体，合成一件衣服，名为“深衣”。后来中国人穿的“袍”、“衫”等衣服，都是在“深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关于“深衣”的形制，在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中都有所记载。譬如《礼记》中的“深衣”就有：“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袼之高下，可以连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带，下毋厌髀，上毋厌胁，当无骨者。”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古人穿的“深衣”是有一定尺寸样式的。以合乎规、矩、绳、权、衡的要求。“深衣”的长度即便再短，也不能够露出脚背；即使再长，也不能拖拉到地。“裳”的两旁都有宽大的余幅作衽，穿着时前后两衽交叠。“深衣”腰围的宽度，是“深衣”下缉的一半。袖子与上衣在腋下连合处的高低，以可以运肘自如为原则。袖子的出手部分的长度，以反折过来刚好到肘为合度。腰间大带的位置，下面不要压住大腿骨，上面不要压住肋骨，要束在大腿骨之上、肋骨之下无骨的部位。”

郑玄注有：“续犹属也，衽在裳旁者也。属连之，不殊裳前后也。”“衽”即晋朝郭璞所说的“衣襟也”。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衣服的“前片”。由于衣服的领子多开在这块“前片”，所以有大襟、对襟的名称。如果衣襟右掩，则叫“右襟”，左掩则称之为“左襟”，也称作“右衽”或者“左衽”。

这种衣服崇尚宽大、广袖，“裳”和”深衣”都如此长，根本不适合骑马，只适合乘车。所以，周代的贵族子弟们接受“六艺”教育，其中有“御”，也就是驾驭马车的技术，有“射”，射箭技术，却没有“骑”。即使学习射箭，也要特别用皮质套袖把宽大的袖子束缚起来。春秋到战国中期，各国发生战争，大多情况下都用战车，骑兵并不占重要位置。骑兵，特别是“骑射”，是北方游牧民族天生的技艺，“骑射”移动非常迅速，袭击也极为突然，来去匆匆，对于各种地形都能适应，这是战车所远远不能比的。战国七雄中的秦国、赵国、燕国三个国家与北方少数民族活动区域接壤，深受胡人骑兵的袭扰之苦，所以当时这些国家便修建长城来对抗北方骑兵，现在依旧能够看到的秦长城、赵长城、燕长城都是那个时候建设的。

正是在袭扰与反袭扰的对抗过程中，长城之内的汉族人逐渐接触到了“胡服”。当时的“胡服”与骑兵相适应，紧身窄袖，长裤皮靴，上下马、射击过程中都非常方便。到了赵武灵王时期，他开始坚决改革服饰来适应边疆的战事，提出了“服者，所以便用”的观点。这其实在当时是一种相当大胆的改革。因为服饰代表着文化，代表着凝聚力，代表着族群。他的改革，等于给保守派挖祖坟。事实也确实如此，当他提出改革后，各种反对意见纷至沓来。有人说这是“先王之法”、“圣贤之教”，也有人说这是“变俗乱民”、“蛮夷之行”，但是赵武灵王并未被反对意见吓倒，而是坚决要求改革，不但让军队的士卒官兵们穿，而且也要大夫、嫡子穿，甚至自己也穿。

赵国自从采用骑射战术以后，军事实力大为增强，克中山，破林胡、楼烦，新型的骑兵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甚至后来李牧大破匈奴，除了重视烽火和情报以外，主要依靠的也是强大的骑兵。

如果说赵武灵王学习“胡服”，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为国家社稷长治久安服务，那么东汉时期的汉灵帝学习“胡服”，则彻底是“媚胡”的模仿，只为满足自己更好的享受逍遥。汉灵帝对于“胡”的喜欢可能超过任何朝代的帝王。凡是带有“胡”字的东西他都沉迷其中。胡帐、胡床、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统统来者不拒。他的喜好，也带动京城的高官子弟们跟着学习，所谓“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这种毫无原则，不顾“体统”的崇胡态度，被范晔斥责为“服妖”。

从东汉南匈奴内附，经过东晋十六国各个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逐渐与汉族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融合。北魏高祖，亦即孝文帝，他的生母和祖母都是汉族妇女，自幼就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对于汉文化极为欣赏。他迁都洛阳后，要求鲜卑人都改汉姓，说汉语，穿汉服。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必然引来一些人的强烈反对。《资治通鉴》里说：”国人多不悦”。某一次他南征回到首都，看到洛阳城里的鲜卑贵族妇女依旧穿着胡服小襦袄，非常不满，便责问代理日常国政的任城王元澄“何为不察”，王元澄解释非常有意思，他说：“着胡服的比不着的要少。”孝文帝斥责道：“浑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着乎？‘一言可以丧邦’，斯之谓与！”可见，孝文帝对于推行汉化是非常认真的。不过，实际情况，在孝文帝强烈推行汉服的情况下，“胡服”不仅没有被禁掉，反而对于汉族的传统服饰起到了改造作用。这在常服上表现的很明确，所以到了北齐，“胡服”终于成为风气。《旧唐书·舆服制》里记载，北朝的常服“杂以戎夷之制”，这与南朝保持古风较多的“巾褐裙襦”不同，“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隋唐以后，这种常服又传到了江南地区。“胡服”进入中原，也意味着原来被称之为“胡人”的匈奴、鲜卑等族与汉族的融合大致完成。

唐朝建立后，帝国的影响力远达中国周边地区，军力强盛，文化自信，所以从上流社会到普通升斗小民，都在穿“胡服”，戴“胡帽”，一般士女也学习“胡妆”，都不觉得奇怪，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民族的自信。因为，只有自信的民族，才不会采取封闭保守的政策。宋朝时，国力衰弱，自信心受到极大打击，对于包括“胡服”在内的所有异族服饰都严厉地加以禁止。据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中记载，宋徽宗大观四年十二月诏书中就有：“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著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开封府宜严行禁止。”的文字。政和初年，朝廷再次下诏：“一应士庶，于京城内不得辄戴毡笠子。”《宋史·舆服志》载正和七年，宋徽宗又下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钧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毡笠”是一种动物毛皮制作的四周宽檐的帽子。其实这种帽子严格说不算是契丹的服饰，它当时已经非常“中原化”了，只是带有一点“域外”色彩。而“钧墩”则是妇女穿的一种袜裤。宋徽宗连普通百姓戴一顶帽子、穿一条裤子，都要三令五申地禁止，除了说明当时普通民众根本不在乎当朝的这些皇帝、高官的禁令，更说明当时，统治们担心被“胡化”的恐惧。这与当年李世民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不可同日而语。

清朝时，满族入主中原，满族服饰也随即进入中原。中国传统的冠冕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即使举行最隆重的典礼时，都要穿“袍服”，此时，“胡服”彻底成为“国服”。虽然汉族地区妇女平时在家依旧穿“襦”、“襖”、“裙”、“裤”之类的服装，但是八旗妇女平时穿的长袍，逐渐被人们接受，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名为“旗袍”的改良服饰开始传遍大江南北。从此，曾为“胡服”的“旗袍”变成了中国汉族女性的重要服饰，甚至成为中国服饰文化在海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