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刚毕业，巴东五区在耀英坪创办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主要是搞苞谷杂交制种、洋芋天花雹子试种。
我被提拔为区办农业研究所所长，记工分不拿工资的所长，十几岁的少年要领头搞科学种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知头绪，一百多口人要吃饭，又要搞出科学成果，压力不小，群众饿肚子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俗话说的好，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幸好我上小学时，放学或者放假时我就跟着妈妈去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学会了基本的农活知识，那个年代都是靠工分吃饭，只有工分挣得多，才会多分粮食，就有饱饭吃，就不会饿肚子。
除开跟着父母学种地，我还幸运的碰上了几个好师傅，记得第一次学着给苞谷苗薅草，薅草可以说是农活中的一桩细活，队里有个年岁大的老汉叫孙浩德，他很喜欢带着我薅草，并细心给我传授技术，包谷苗如何破苗，杂草如何薅，他先给我做示范，首先用锄头把包谷苗周围的草铲掉，然后用很细的土把包谷苗培好，不能让小苗东倒西歪，要正正当当，达到这种标准，一根幼小的包谷苗才算薅完。好几天，我们就是这样循环往复地在苞谷地里进行劳作，小学刚毕业，我便掌握了许多种地知识。
自己干农活学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带领一群人搞农业可真是千头万绪。搞农业生产，需要在头年就要打好基础，比如说，那一块地适合种什么作物，肥料，种子，劳动力等都要合理规划，不能等到屎来了才挖茅坑。
我虚心的向队里的另一个叫喻国柒的老农民请教，这个喻老汉老家是川东农村的，解放前逃难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是种地高手，他认真教我种地的方法，庄稼该如何管理，什么季节开始收获，收回来的粮食该怎么保管等技术.......。
记得当这个小所长的那一年，农业获得大丰收，给国家交了公粮，卖了余粮，还在国家仓库代保管储备粮，农民家家有饭吃，年终决算，出力多的农民还领到余粮钱，人人脸上都乐哈哈的，觉得社会主义有奔头。
一九六四年，全国开展农村社会主义大教育运动，在农村抽一批优秀青年参加“社教”，我被录取。到了这年十月份，我们几十个农村青年第一次坐着敞篷大卡车，从绿葱坡二〇九公路出发到恩施，去恩施地委集训学习。
大家到恩施一招待所住下后，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便起床，匆匆吃过早饭，赶到地委万人大礼堂，听上面派下的干部及地委县委干部讲话。第一次听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讲话，心情非常激动，一个山区的小孩能够听到大干部讲话，好像刚入学的新生一样，既紧张又兴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那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通过四十九天的学习，我初步弄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中央到省、地区、县各级领导都有“走资派”代表。
恩施州地委集训后，我被分配到建始县花坪区后塘公社后塘大队四小队搞“社教”，领队的是两位老同志，一个姓黄，一个姓杨，我们三人作为一个工作组住进该队。
进队的第二天，工作组就召开小队的群众大会，由工作组长黄同志宣布这次运动的重大意义，其目的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四不清的干部，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谁有四不清的问题就整谁，会后，我们挨家挨户走访农户，放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给大小干部提意见，揭发干部们政治上，经济上，作风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干部们也可以主动向工作队讲清楚自己有无四不清的问题，谁先把问题讲清楚，群众认可，工作组点头，就放谁过关。
我们工作组同时还要组织好生产队的农业生产，增加小队经济收入，做到农业生产和政治运动两不误。按照运动的十条标准，通过恩施地委社教总团验收，群众满意，工作组方可出村。
一九六六年六月，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开展的轰轰烈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爆发，社教运动终止，我不得不回家劳动，就这样，人生路上的第一个岔路口挡在了我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