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历史学家这份职业

一 一个科学共同体的组织

二 《年鉴》与历史-研究

三 历史学家这份职业的分裂

在以推进科学发展为名义所施展的各种权利策略之间，设置一位大家公认的科学上的仲裁是有益的。然而，很少有这样的仲裁。论文答辩会和学术研讨会应该是在科学上进行较量的时刻，却也是（即使不首先是的话）社交场合，在这里，比之严谨和追求真理，礼节占了上风。博士论文答辩会往往成了候选人的庆功会，批评显得不合时宜，指正就更不用说了。博士候选人请来了家人与亲朋好友，为使仪式能顺利进行，这就要求典礼的主持人最好有名，但首先要厚道。答辩会偏离主旨，评审委员会中要是有谁提到了论文中的错误--和所有历史著作一样，论文中总是有错误的--就会被认为是没有教养，那人就好似被请去吃饭，却在席间指出肉烤焦了。

至于学术研讨会，是在是过多了，我想说，若是出于科学上的正当理由，就不会有这么多。会议组织者可能的确是在追求科学上的目标；至少他们对别人这么说，也许他们也真的这么想。但他们也同时志在将自己或自己所属的机构打造成此领域里在科学上具有合法性的决策者：有时这是有底气的抱负，有时候则是无根据的妄想了。勒高夫曾批评过滥开无用的研讨会，他说这些会议“盗用了太多研究、教学和撰写论著的时间”，“我们去参加研讨会次数之多，已经到了有些病态的程度。我们应该注射防止开会病的疫苗”。诚然，研讨会给讨论提供了场所；有时也很有趣。然而许多研讨会却很无聊，也不能给人带来什么收获。这不是因为会议主题无趣或是与会者无能：只是他们去开会并非为了讨论，而是为了露一下面。最想有所表现的是有话要说的新手；因为他们需要被人认识和认可，这些人在会场里待的时间比较长。而这个行当里的名流有诸多要事缠身，他们只是来走走过场，以示对组织者和会议主题的关心：稍微转一圈，既是对会议的支持，又履行了自己学术掌门人的职责，然后他们就心满意足地走了。有些人有职业素养，他们在出席或是主持会议之前会浏览一下提交的报告，而另有一些更自以为是，或是时间更紧，却未必更年长的人甘冒违反常理的风险而不读报告；他们甚至大庭广众之下给自己未曾读过的报告作点评。。。这很好地证明了，参加研讨会不是为了科学的要求，而是职业方面的社交和权力上的策略。

历史学既是一种科学实践，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历史学家所著的历史书，以及他们的历史学理论，都离不开他们在社会中和在职业圈子所处的双重位置。

拒绝接受一种标准的、定于一尊的历史学，认为所有被当作是历史学的历史学都值得认真对待、进行分析，主张谁都不能再写作时完全随心所欲，任何人所作的历史都总是或多或少地牵扯到他在历史学领域所处的位置，这种看待历史学的方式适用于今日历史学科不明朗、破碎化的时期，同时也是对之进行补救的一种尝试。和所有的方法一样，谈论方法的话语也不能不受某种情境的影响。这不是说这些话语就归结于此种情境，而是说这种情境是它们无法置之不理的。如果这些话语是旨在摆脱其情境束缚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

第三讲 事实与历史考证

舆论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在历史学当中存在着事实，并且我们应该知道这些事实。

在教学中，事实是现成的，在研究中，得创建（faire）事实。

一 考证法

在中小学的课堂中，甚至在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历史学的讲授分为两步：首先了解事实，然后解释事实，并在一套融贯的话语中将事实联接起来。

在历史学中对事实的关心，就是关心对证据的掌控，而这离不开注释。

马克·布洛赫：献给页下注的颂歌

然而某些读者抱怨，页下那单独列出的小字让他们头晕，某些出版者也认为，只要是给页下注糟蹋了的那些页面，顾客一看就头疼（实际上读者很可能不像他们说的那样过于敏感），这些敏感的人只不过是在表明，他们对于智力活动中最基本的道德守则一无所知。因为，论断不是随心所欲冒出来的念头，只有在有可能予以证实的情况下才有权下断言；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在使用某条材料时，用最简明的办法标明其来源，即标明找到这条材料的方式，这只是在服从一条普遍的规则--诚实。我们的观念为教条与迷思所害，即便是最不与智慧相悖的观念甚至也不再喜欢检查核对。如有一天，我们首先小心不使我们的观念在无谓的掉书袋面前气馁，然后成功地说服这一观念，在衡量某种认识的价值时，要看其是否事先主动准备好接受反驳，那么，理性的力量将获得它最为辉煌的胜利。我们那些卑微的注释和参考书目正是为这胜利做准备，而在今日，却又如此多的聪明人不了解它们、嘲笑它们。《为历史学作辩护》

历史学这个行当的根基正在此处（尽管接下来也一定要避免过于简单地看待这个问题）：无证据，便无论断，这也就是说，无事实，便无历史学。

这是把有待考证的资料与人们对于这一主题及其相关时代、地区的全部已有知识加以比照。在某种意义上，考证就是历史学本身，随着历史学研究的深入、拓展，考证也愈发精严。

外证针对的是资料的物质特性：其纸张、墨水、字迹以及盖在上面的印章；内证法针对的是文本是否融贯，例如，资料上带有的时间信息与它所讲的事实是否吻合。

古文字学能让人们知道手稿中文字的写法是否与手稿本身所宣称的时代相合。古文献学告诉人们资料依照何种惯例写成：如何起笔，开头和主体部分如何写（此为布局），如何署名，用哪些头衔，按什么次序排列（此为称号）；印章学罗列不同的印章及其使用时代。题铭学揭示古代铭文，尤其是墓葬铭文通常所遵循的规矩。

真实性考证针对证人或明说或隐含的意图，准确性考证针对其精准程度。前者是要戳破谎言，后者是要指出错误。回忆录的作者总有美化自己的嫌疑，在这里就需要特别严格的真实性考证。如果他所描述的活动或情境他虽然经历却并非当事一方，那么比之他仅仅是复述第三方见闻的情况，准确性考证对他来说就更加重要。

从这点来看，传统上对有意证词和无意证词作出区分是恰当的。前者是有意为之，就是要给现在或者将来的读者看的。包括编年史、回忆录以及所有属于此类的“叙事”史料，也包括地方长官的报告、各地小学教师为1900年世界博览会所编写的村志，所有的报刊。。。无意证词是无心之举。布洛赫有一个漂亮的说法：“时光流逝，不经意间留下了这些遗迹。”这些证词中有私人通信、真正的私人日记、企业账目、结婚证书、遗产申报，也包括物品、形象、迈锡尼墓葬中发现的圣甲虫护符、仍在14世纪水井里的陶瓷残片，以及凡尔登战场上弹坑里的弹片，这些弹片比“刺刀战壕”（制造和伪造）的有意证词更有教益。

刺刀战壕：在一战的凡尔登战场上，法军有两个步兵连所在战壕遭到轰炸，大部分士兵牺牲后被就地掩埋在战壕中，并按照当时战场的通行做法，将这些士兵的步枪枪尖露出地面以作为墓地的标识，但在随后的新闻媒体的报道中这件事逐渐走样，成了一个广为人知的传奇：这些士兵在战壕中准备进攻的时候被轰炸掀起的泥土活埋，直到死的时候他们依然保持站立姿态。“刺刀战壕”由此作为爱国精神和英雄主义的象征进入人们的集体记忆。

遵守考证和渊博的规则，注明参考书目，这些并不是随意制定出来的标准。职业历史学家和业余爱好者、小说家的区别就在这里。但这些规则的功用首先在于训练历史学家看待史料的目光。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愿的苦修，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习得、而不是自发产生态度，此种态度正是历史学家这个行当的基本情操。

历史学家不会天真地相信官方数字，他会考察这些数据是怎样被统计出来的，是谁统计的，经过怎样的行政程序。

考证态度不是自然就有的。这一点瑟诺博司说得很好，他打了个比方，人在落水后自发产生的动作使人溺毙，“学习游泳，就是要练成抑制其自发动作的习惯，练成做出与天性相反的动作的习惯。”

夏尔·瑟诺博司：考证是与天性相反的

。。。考证是与人类智识的正常态势相反的；人类自发的倾向是相信别人对他说的话。人们很自然就接受所有的断言，尤其是写下来的，如果是用数字写的，人们更容易相信，如果这个说法出自官方当局，就像人们所说，是权威的，那么人们还要更加容易相信。因此，对自发的思维模式来说，考证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是一种与天性相反的精神取向。。。要做到这一点，不付出努力是不行的。人在落水后的自发动作不过是尽力让自己溺毙；学习游泳，就是要练成抑制其自发动作的习惯，练成做出与天性相反的动作的习惯。

在社会科学中，数字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数字具有数学的一面，让人恍惚间以为它就是科学事实。人们天生就倾向于将精确和准确混为一谈；一个模糊的概念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人们从模糊和准确之间的对立得出了准确和精确的同一。人们忘了，一个十分精确的信息往往是假的。如果我说，巴黎有526637人，这是一个精确的数字，比说二百五十万精确得多，但却也错误得多。像数字一样无情，无情的真相，人们常常是差不多在同一个意思说这两句话的，这里隐含的意思是，数字是表现真相的完美形式。人们还说，数字摆在这儿，就是这样。好像所有的说法一用算术的形式来表达就成了真实不欺的。如果不是单个数字，而是有算术运算联接起来的一系列数字，这种倾向就更厉害了。运算是科学的、确凿的；这让人们的信任一直延伸的运算所针对的数据事实；一定要做出考证的努力来辨伪存真，来认识到在正确的运算中，数据却有可能是假的，而计算结果因此就没有任何价值。《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历史学方法》

二 考证的基础与局限

我们不能将历史学定义为关于过去的认识（人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匆匆下定义的），因为过去这一特性不足以表示一个事实，或者一个认识对象。所有过去的事实开始时都曾是现在的事实：二者之间，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过去是一个形容词，不是名词，人们用这个词来表示那些能够呈现出这种特性、接受这种界定的对象所组成的无限开放的整体，这是一种滥用。

无法通过研究对象来界定历史学。

夏尔·瑟诺博司：没有历史学事实是不带立足点的

“现在的”或“过去的”并不是一种内在的区别，不取决于事实的性质；这只不过是因特定观察者立足点不同而引起的区别。

没有天然是历史学的事实；没有立足点，就谈不上历史学事实。所有不复存在、从而人们再也无法直接观察的事实都是历史的。没有内在于事实的历史性特质，只是认识事实的方式是历史的。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它只是一种认识方法。

逝去的事实往往留下痕迹，有时候直接就是物品。最常见的情况是，当时见到这些事实的人们留下了间接性的文字。这些痕迹就是资料，历史学方法就是要通过考察这些资料，来确定以往的事实，这些资料就是其痕迹。历史学方法的出发点是直接观察记录下的资料；从此处经由一系列复杂的推理，回溯至需要认识的以往的事实。因此它与其他科学的所有方法都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是直接观察事实，而是对资料间接地进行推理。所有的历史学认识都是间接，历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推理的科学。它的方法是一种间接的方法，是推理。《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历史学方法》

事实只是以痕迹为起点，遵循考证准则推理出来的结果。

不管使用的资料和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在确定事实时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将拿出来给人看的文本的可靠性，或者说真实性。历史学作为“认识”的价值端赖于此。历史学建立在事实之上，所有历史学家都必须拿出事实来支持自己的言论。历史学文本是否可靠，在科学上是否可以接受。这取决于构建事实时是否小心。因此，这门手艺在学徒期间要同时对考证方法、史料认识和提问能力进行训练。要同时学会正确地记笔记，学会正确地读文本，不误读文本的意思、意图和意义，还要学会向自己提出恰当的问题。历史研究围绕“解释资料”，包括文本、形象、统计图表等组织起来，其重要性就在这里。也正是处于这个原因，在对研究者作评价时，我们非常看重一手研究、史料出处、参考书目，简而言之。非常看重人们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学术注释”的那些东西。历史学不能允许只说个大概，这是其伟大之处。抑或也是其枷锁。一个日期，一处注释，要么正确，要么错误。这与意见无关。要质疑一种历史解读，就必须另拿出一些事实、日期和注释。